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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非常不滿地說：美國國務院一般的態度“與其說符合於總統的觀點，倒不如說更符合於英國的觀點”，而《猶太復國主義評論》駐耶路撒冷的記者則報道說：
平心靜氣地考慮最新的發展是困難的。雖然盡一切努力保持心平氣和，血還是非常迅速地在血管中奔流，當鋼筆寫到紙上的時候，墨水就變成憤怒的紅色。對於要同阿拉伯各國協商的決定，伊休夫群情沸騰，這樣說並不過分。
如果對中東安全有什麼危險的話，這種危險更可能是來自猶太人，而不是來自阿拉伯人。。。對於伊休夫的許多成員說來，特別是對於年青人說來，這些事情的邏輯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憑藉其空洞的威脅，再一次迫使英國讓步。那末，為什麼不以武力為後盾，再搞一點破壞行動，藉此試試威脅的效力，表示我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呢？
第三節 實力的較量和妥協的失敗，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
由於英國政府對英美委員會報告的態度，這一次他們在工黨惠特森年會上受到了批評。這次批評主要來自該黨的政治哲學家和主席哈羅德，拉斯基教授。他雖然承認巴勒斯坦的局勢是過於複雜，以致人們難於接受一個猶太國的“方案”，但是卻提出要求說：不應該容許“阿拉伯的訛詐”和大不列顛的中東戰略把十萬名歐洲猶太難民變成“唐寧街猶豫和怯懦不決的犧牲品。把那些從希特勒主義折磨下逃出來的猶太人犧牲給阿拉伯國家領導者的一個英國政治家，是不理解社會主義者的設想故基本原則的。”對於這種訴諸社會主義原則的作法，貝文在6月12日以他的實用主義態度作了回答，但有些地方几乎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他宣稱，如果採納立即容納十萬名猶太人的建議，就需要另派一師英國軍隊到巴勒斯坦去，並且要花費兩億英鎊，財政大臣也認為這是辦不到的。因此，政府已向美國政府建議，任命一個專家聯合委員會來考慮這些有關的實際問題，“財政、軍事、運輸、住房，以及或許是所有問題中最棘手的一個，即土地問題”；而杜魯門總統也在前一天任命了一個年閣委員會來研究英國提出的有關這些專案的一份調查詢問表。
《猶太復國主義評論》、雜誌6月21日的一篇社論問道：“貝文先生是否如此確信，把猶太人拒於巴勒斯坦門外比起放他們進去——從軍事觀點來看——會使他花錢更少？’按當時的情況看，這就是在宣戰，因為16日傍晚“派爾馬契”就炸燬或破壞了四座公路橋、四座鐵路橋和約旦河上的艾倫比橋，而在第二天傍晚，斯特恩集團又襲擊了海法鐵路的工廠廠房。猶太抵抗運動如此重新恢復其陰謀活動。促使英國政府決定採取軍事當局所力求採取的措施，即授權高階專員對那些據知是參與這些暴力行動的人起訴。在6月29日開始的軍事行動中被捕的人當中，有猶太代辦處的這樣一些著名的成員，如謝爾托克和伯納德·約瑟夫（但沒有本一古裡安，他仍然在歐洲），以及猶太民族會議主席戴維·雷梅茲。耶路撒冷的猶太代辦處大樓曾一度被佔，以便查封檔案，特拉維夫的許多大樓也曾被佔，據信，一些非法組織把這些大樓用作司令部。最後，英國軍隊受命儘量逮捕“派爾馬契”的成員。
兩年以後，“派爾馬契”的一位營長承認說，英國人完全知道到哪裡去搜查和逮捕哪一個。。。我們許多最高指揮官及時得到了警告，但是我們有兩百名軍官被捉住並被投入監獄”；總計有二千七百人被捕，其中約有七百人在審訊之後被拘留起來。當軍事行動開始時，還沒有料到有可能徹底搜查軍火；但是在靠近海法的亞瓜爾定居地（後來，“派爾馬契”一位營長承認，這是他們的主要軍火庫之一），經過一週的搜查。發現三十三個隱藏在幼兒園的地板下和牛棚等處的軍火庫，包括十挺機關槍，三百二十五支步槍，九十六門迫擊炮，八百磅炸藥，四十二萬五千發小型武器彈藥等等。後來，在8月28日和9月2日之間，英國軍隊搜查了杜魯特和魯哈馬，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兩個定居地，被“哈迦納”用作收藏從埃及偷運進來的偷竊來的英國軍火的寄存處。“我們希望讓他們知道，我們只要高興，隨時都可以查封他們的武器，使他們無法活動，”威爾遜少校寫道，“或許可以對他們施加影響，讓他們放老實些。這種希望是很有根據的，在以後的兩年時間裡，‘哈迦納’以其行動一再顯露出他們很明白他們是有隙可乘的。”
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年來一直在試圖強使英國人屈從於他們的不妥協的要求，他們對英國人的這種正面攻擊感到惱火，並在一些無稽的批評中表現了這種怒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