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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平坐的語氣跟他說話，簡直就像哥兒們一樣，於是有點自命不凡的鄭天良就說了一句不太合乎同學身份的話：“小黃呀，我倒是希望透過這次學習，能使你的組織觀念和工作作風有一個根本的轉變。”黃以恆又敬了一杯酒：“鄭書記的話我會記住的。”這一次，他沒有用“指示”，而用“話”，這是比較符合同學之間關係的，而稱“書記”當然是對以前一段上下級關係的認同和對鄭天良個人的尊重。
鄭天良平時跟吳成業交道比較多，他覺得吳成業是個有水平的人，他對鄭天良說中國故宮的建築讓所有進去的人都感到自己的緲小，宏偉之中的壓抑，穩重背後的囂張，寬敞與陰暗構成互補關係。吳成業還經常說一些讓鄭天良琢磨不透的話，他說：“你這個人就像中國傳統的寺廟，即使你本身再結實，但廟裡如果沒有人唸經，沒有香火，那就只能是一個空殼。”鄭天良問：“此話怎講？”吳成業不說了，鄭天良就罵他：“你他媽的真該再打成一次現行反革命！”吳成業笑笑，還是不搭腔。
畢業前一個月左右的一天傍晚，鄭天良到老師那裡交掉了畢業論文《解放思想關鍵是要落實在行動上》，鄭天良的論文受到了教政治學的王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