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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良聽起來又有些刺耳了，他覺得黃以恆的話好像是他當了縣長還受了委屈一樣，自己不能幹，是黨硬逼著他乾的。他真想說一句：“你要是不能幹，就辭職嘛。”但他沒有說，他說，“是呀，我是黨員，當然是要服從黨的安排的，我只是以私人的方式向黃縣長提出個人的想法。如果你真是要我留下來幹，我當然是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這點組織原則還是有的。”
黃以恆說：“你的要求，我個人表示尊重，但出任輕工局長是縣委常委會決定的，我會在常委會上反映你的意見的。”
分手的時候，黃以恆主動跟鄭天良握了手，並送到走廊的盡頭，應該說，這是一個縣長對下屬所能給予的最高禮遇和尊重了。
一個星期後，縣委同意鄭天良回到馬壩鄉繼續擔任鄉黨委書記兼鄉長。黃以恆在縣委常委會上說：“馬壩鄉是我縣乃至我市的典型，鄉鎮企業和優質農業的長遠規劃還正處於發展階段，鄭天良同志不計個人得失，不留戀縣城，仍然要回到鄉下去，表現出了極強的責任心和對事業的忠誠，我個人同意讓鄭天良回馬壩工作。”會上，黃以恆縣長還提議，別的鄉書記鄉長已經黨政分開了，但為了維護鄭天良的改革權威，繼續讓鄭天良黨政一肩挑。這一建議受到了部分常委們的擔心，因為這不符合中央黨政分開的新精神，黃以恆拿出縣長的權威說，深圳可以搞特區，我看馬壩也可以試行一下特事特辦的新政策嘛，沒有一點改革精神是不能適應時代潮流的。黃以恆平靜的語氣中流露出一種不可動搖的意志。沒有人再提出異議了。
吳成業到城建局走馬上任，縣委組織部王部長送他上任，在宣佈完後，吳副局長按慣例要表一下態，吳成業既沒有感謝黨和組織上的關懷，也沒有說如何努力工作來回報黨和人民的信任，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子，似乎在尋找已經陌生了的火葬場的氣息，他只說了一句話：“我跟死人打了十三年交道，總算讓我見見活人了。”
許多年後，耿天龍老人對我說，他和沈匯麗去省行政幹部學院是直奔黃以恆去的，因為碰見了鄭天良，迫不得已只好將他和吳成業也一起拉到了酒館。耿天龍他們在縣裡已經聽到了關於黃以恆要當縣長的訊息，為了表侄女沈匯麗的調動，所以提前來給這位合安縣少壯派縣長燒香。而鄭天良當時卻一無所知，他一廂情願地躺在那張單人床做著本來就不屬於他的政治美夢。
二000 年深秋，我是一條流浪的狗，再回到省城時，我很膽怯，城市的樓房和大街上每一個人的目光都在拒絕著我，我裹緊質量低劣的夾克衫在深秋的大街上踽踽獨行，這一刻，我終於感覺到了這是別人的城市。我是這個城市的入侵者，我從進入這座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就被這座城市否定了。
妻子還住在紡織廠分的那間平房裡，現在她每天靠在一戶有錢人家當鐘點工來維持生計，而我將家產敗光後，再也拿不出錢來養活妻兒，想起跟我含辛茹苦這麼多年的妻子，三十歲的年紀臉上皺紋川流不息，我心中感到了無限的愧疚和悔恨，然而世上沒有後悔藥吃，我不打算在精神上堅決地槍斃自己，我只能說我的運氣不好，如果陽光小酒館生意好的話，我是不會跟張秋影搞那種婚外遊戲的，如果生意好的話，我相信在成堆成捆的鈔票面前，妻子最起碼不會將我掃地出門。錢是可以為靈魂贖罪的。
我見到韋秀的時候，她正在屋裡跟我五歲的兒子過不去，我兒子將一塊骨頭沒啃乾淨就扔到了地上，地上立即就蜂擁而至許多隻蒼蠅，韋秀一巴掌打在兒子的臉上，兒子哇哇大哭起來。我憤怒地指著韋秀罵道：“你是畜牲呀？兒子才五歲，能啃乾淨骨頭嗎？你這破骨頭還能啃出多少肉來？”韋秀看我青面獠牙的樣子，也蹲在地上跟兒子一起哭了起來。她數落我：“大半年了，你給我們一分錢了嗎？兒子還有你這個父親嗎？”
我一把摟過兒子，擦去他臉上的淚水，兒子很乖地縮在我懷裡不哭了，他瘦得像一隻小雞，臉上被風吹裂了，兩行鼻涕拖到了嘴裡，手上髒兮兮的。這時候，我忽然想哭。
我從口袋裡掏出五百塊錢，放在桌上，對韋秀說：“今年稿子不好賣，這次回來總共才拿了七百多塊錢稿費。”
韋秀抹著眼淚說了句：“奶粉也停掉了，日子真的沒法過了。”
我說：“能不能不要打官司了，律師費、訴訟費實在花不起。”
韋秀警惕地看著我：“只要你把兒子給我，我就同意協議離婚。”
我說：“兒子跟你過，心靈會被扭曲的。”
韋秀又露出了兇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