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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率的顯著提升，尤其是與現在的“老歐洲”國家相比更是出色。
不錯，老歐洲有著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布魯塞爾設立了太多的官僚機構，許多國家的政府還在竭盡全力維護自己原來的主權；由於自己久遠的文化傳統，法國和德國對歐盟的建設尤其三心二意，還經常有自私的行動。
不過，這些問題都不是不可克服的。華盛頓、東京和北京也都是官僚機構林立。隨著歐洲各國的新一代領導者掌握權力，隨著歐盟自己的領導地位逐年提高，那些狹隘的、為舊經濟秩序服務的政府將逐漸被取代。例如，法國政府就開始放鬆了對於每週35小時工作制的機械支援，並建議企業直接與員工就工作時間表的問題進行談判。
很快—也許比許多人預期的還要快—全球競爭的壓力和新歐洲的能量將產生有力的共同影響。傳統的平均主義思潮所造成的巨大束縛將被解放，歐盟將穩步前進，人們將更熱情地擁抱自由市場經濟。
下面的問題來自一次在拉斯維加斯召開的技術與創新大會。那次會議持續了三天，我是20位發言人之一。
您認為，由於《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公司董事會將發生哪些改變？
這個問題我在不同場合聽到過不同的版本。無論是在澳大利亞還是在歐洲，人們都越來越關心公司治理的問題，而不像以前那樣侷限於股東大會和商學院的教室裡。
因此，在股票泡沫破滅和公司醜聞暴露之後，人們不擴音出質疑：“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中，董事會究竟在幹什麼？他們為什麼就沒有發現優秀的業務？”
很快，政府透過了新的法律和監管規定，要求董事會和高層經理人對於他們應該監督到的任何腐敗事件負責。一般來說，像《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這樣的舉措是件好事，對於重建經濟信心是必要的。
但是法律自身永遠不能保證良好的公司治理。
在有的企業的董事會中，財務委員會是由一名財務教授、一名會計師與幾位繁忙的CEO組成。他們都來自遙遠的地方，絕對不可能每月花上幾天的時間去仔細研究一家公司的賬本，證明所有的事情都越來越好。設想一下，你如果擔任一家跨國銀行的董事，就需要面對做各種交易的人，無論是倫敦市場上日元與歐元的掉期交易，還是美國商品期貨市場上的賣空行為……即便對於許多小公司而言，要讓委員會跟蹤的事情也太複雜了，每天都有數百筆交易，到處都是。
儘管董事會並不是警察，但他們還是必須保證公司有公正的審計人員、嚴格的內部流程、精密的控制和為這些目的服務的企業文化。
董事會還有其他任務，如選擇CEO、任命高層經理。事實上，他們需要認識高層管理團隊中所有的人，以及自己的同事。董事會還監督著公司的宗旨：它是否現實？人們是否能理解？是否得到了執行？是否取得了成果？
董事會還需要把公司上下團結在一起，這也是至關重要的。他們必須訪問業務現場，與各個層級的員工進行面對面的、有意義的談話。這是一種微妙而重要的看門人式的角色，而董事會能透過它為公司做出實質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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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無處不在（5）
對於某些董事會來說，《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要求他們有真正的行為轉變。他們不能再把自己的工作等同為一年8次、10次或12次的閉門會議加豐盛午餐。
對於其他一些人，這個法案不過是強化了他們現行的做法而已。
現在，為了應付醜聞帶來的壓力，《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的有些部分可能規定得過頭了。例如，法案賦予獨立董事高於與公司有利害關係的其他董事的權利，其中包括投資人、供應商以及其他形式的商業夥伴。
對於這條新規定，我們需要從常識的角度進行重新審視。
其實，董事在遊戲中有自己的利益，這一點並沒有什麼錯。從股東的利益來考慮，董事們的確應該關心公司的經營水平。但是，有關獨立董事對公司更有利的說法可能導致意料之外的後果，例如，在企業最需要的時候把擁有良好判斷和經驗的人士排斥在外。
例如薩姆·納恩—來自佐治亞州的前美國著名參議員，以及羅傑·彭斯科—汽車業的知名企業家，他們都被要求脫離GE董事會中的關鍵委員會。為什麼呢？因為在離開參議院之後，薩姆加入了King & Spalding—一家與GE有著數十年生意往來的律師事務所。而羅傑則在一家小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