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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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隊裡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們，我都氣得渾身冒火，在心裡狠狠地罵他，反覆說，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們，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們。這句話就在嘴邊，但我從來沒有說出口來。作為知青，我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但是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負疚感，覺得對不起我們隊老鄉。
馬：如果你當面頂撞他，他會不會因此壓你，不許你回城，不讓你上大學？
葉：我沒想過。我想他沒有那麼大權力。可是我即使當面頂他，也不會起什麼作用，他不會把我當回事兒。當然這樣解釋是為自己開脫。我覺得負疚是因為我連說話的勇氣都沒有。從小咱們受的教育是要敢於和惡勢力作鬥爭，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卻這麼軟弱。
我做過一陣大隊“電磨”的會計，“電磨”就是糧食加工廠。大概因為前幾任會計手腳不乾淨，大隊就讓知青去管賬。我每天在機器轟鳴的屋子裡開關機器，稱糧食收錢，一天下來，渾身上下都是糧食粉末，頭髮全是白的。在“電磨”的日子裡，我開始明白“走後門”是怎麼回事。常有幹部、有時包括公社幹部拿自家糧食來，放在一邊，什麼話也不說就走人了。你給不給他們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錢？就算我不給他們加工，和我一起幹活的一個老鄉早就把他們的糧食加工好了。有時快下班的時候幾個幹部一起來了，拿了糧食就走，沒有二話。很快我就明白，他們是不會給錢的。跟我關係好的老鄉，有的也把糧食悄悄放下，跟我點點頭就走了。
漸漸地，我學會了判斷每一種情況，不在加工廠我不會知道這中間的“學問”。幹部的錢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認賬，但是大部分人的錢你必須得收，否則加工廠就沒收入了。在哪兒劃一道線呢？對大部分老鄉朋友，我只能管他們要錢，要不然我這個營生沒法幹。只有高典老漢，我就不收錢了。他實在太困難了，因為身體有病幹不了重活，工分掙得少，家裡負擔又重。每天下班後結賬時點著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覺很複雜：我實際上是給幹部們走後門做了同謀，又不能幫助隊裡那些也很困難的鄉親們。至於收入上繳之後大隊是怎麼花的，有沒有貪汙，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廠幹了幾個月我就不幹了，又回到隊裡去鋤田。
無形的牆（1）
葉：在地裡幹活的時候，十六七歲的小後生經常問我們：“你們在城裡看電影吧？溜馬路嗎？”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們永不疲倦的話題。他們想象城裡人吃飽飯了沒事幹，穿得乾乾淨淨的，男男女女挎著胳膊，在大街上走來走去。這就是農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體面”，有閒。年紀大一些的老鄉只是聽，什麼也不說，他們似乎已經不向往什麼。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回答的，可是小後生們想象的城市生活畫面留在了我的記憶裡。每天頂著太陽彎著腰、鋤著葉子已經開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離我也很遙遠了。
馬：城鄉差別大概是我們每一個插隊的人最強烈和最直接的感觸。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農村會這樣窮？
葉：我有好多疑惑：為什麼老鄉不熱愛集體，反倒老想辦法佔集體的便宜，幹活的時候能偷懶就偷懶；為什麼越幹越窮？“受”了一年，還是吃不飽穿不好？為什麼幹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那麼大？我已經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但是對這些問題，我沒有去深想。當時聽說有些愛思考問題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湊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況，討論這些問題，他們還看些理論方面的書籍，形成了自發的“地下沙龍”，這些都成為後來中國農村改革的種子。我很敬佩他們，但是我們村知青中沒有這樣的人。
馬：聽你講起來，你們和老鄉的關係還不錯啊。
葉：個人都還可以，每個知青在村裡都有自己的“朋友戶”，逢年過節老鄉到知青院叫我們去“吃請”的喊聲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學會了講當地話，我說得最不好。剛去的時候我大概只能聽懂60％左右的話，還得連猜帶蒙。後來大家都學，成了風氣，我們全縣都是這樣。前些年，我跟幾個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個村裡的人，他問我們是什麼人，一個女生脫口用雁北話說：“忘球啦？”（把我們忘了？）我聽了又想笑又想哭，當年的感覺一下子就回來了。
但是作為一個群體，我們和老鄉之間存在著一道無形的牆。去山陰縣插隊的學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當年北京兩所最好的中學。我們村的知青裡不但幹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幹子弟集中。有人開玩笑說在我們同學的家長中，能找到中共從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員，就是沒有九大的。老鄉們知道我們的家庭情況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