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人生邊上 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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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審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將離別時的宴席，隨它怎樣烹調得好，吃來只是土氣息，泥滋味。那時刻的靈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見陽光，撕去皮的傷口怕接觸空氣，雖然空氣和陽光都是好東西。快樂時的你一定心無愧怍。假如你犯罪而真覺快樂，你那時候一定和有道德、有修養的人同樣心安理得。有最潔白的良心，跟全沒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

發現了快樂由精神來決定，人類文化又進一步。發現這個道理，和發現是非善惡取決於公理而不取決於暴力，一樣重要。公理髮現以後，從此世界上沒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發現了精神是一切快樂的根據，從此痛苦失掉它們的可怕，肉體減少了專制。精神的鍊金術能使肉體痛苦都變成快樂的資料。於是，燒了房子，有慶賀的人；一簞食，一瓢飲，有不改其樂的人；千災百毒，有談笑自若的人。所以我們前面說，人生雖不快樂，而仍能樂觀。譬如從寫《先知書》的所羅門直到做《海風》詩的馬拉梅（Mallarmé），都覺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體睏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樂，從病痛裡濾出快活來，使健康的消失有種賠償。蘇東坡詩就說：“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王丹麓《今世說》也記毛稚黃善病，人以為憂，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在著重體育的西洋，我們也可以找著同樣達觀的人。工愁善病的諾凡利斯（Novalis）在《碎金集》裡建立一種病的哲學，說病是“教人學會休息的女教師”。羅登巴煦（Rodenbach）的詩集《禁錮的生活》（LesViesEncloses）裡有專詠病味的一卷，說病是“靈魂的洗滌（puration）”。身體結實、喜歡活動的人採用了這個觀點，就對病痛也感到另有風味。頑健粗壯的十八世紀德國詩人白洛柯斯（B。H。Brockes）第一次害病，覺得是一個“可驚異的大發現（Einebewunderung　swrdige　Erfindung）”。對於這種人，人生還有什麼威脅？這種快樂，把忍受變為享受，是精神對於物質的最大勝利。靈魂可以自主——同時也許是自欺。能一貫抱這種態度的人，當然是大哲學家，但是誰知道他不也是個大傻子？

是的，這有點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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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笑

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幽默當然用笑來發洩，但是笑未必就表示著幽默。劉繼莊《廣陽雜記》雲：“驢鳴似哭，馬嘶如笑。”而馬並不以幽默名家，大約因為臉太長的緣故。老實說，一大部分人的笑，也只等於馬鳴蕭蕭，充不得什麼幽默。

把幽默來分別人獸，好象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他在《動物學》裡說：“人是唯一能笑的動物。”近代奇人白倫脫（W．S．Blunt）有《笑與死》的一首十四行詩，略謂自然界如飛禽走獸之類，喜怒愛懼，無不發為適當的聲音，只缺乏表示幽默的笑聲。不過，笑若為表現幽默而設，笑只能算是廢物或奢侈品，因為人類並不都需要笑。禽獸的鳴叫，儘夠來表達一般人的情感，怒則獅吼，悲則猿啼，爭則蛙噪，遇冤家則如犬之吠影，見愛人則如鳩之呼婦（cooing）。請問多少人真有幽默，需要笑來表現呢？然而造物者已經把笑的能力公平地分給了整個人類，臉上能做出笑容，嗓子裡能發出笑聲；有了這種本領而不使用，未免可惜。所以，一般人並非因有幽默而笑，是會笑而借笑來掩飾他們的沒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漸喪失；本來是幽默豐富的流露，慢慢地變成了幽默貧乏的遮蓋。於是你看見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還有風行一時的幽默文學。

笑是最流動、最迅速的表情，從眼睛裡泛到口角邊。東方朔《神異經·東荒經》載東王公投壺不中，“天為之笑”，張華注謂天笑即是閃電，真是絕頂聰明的想象。據荷蘭夫人（LadyHolland）的《追憶錄》，薛德尼．斯密史（SidneySmith）也曾說：“電光是天的詼諧（Wit）。”笑的確可以說是人面上的電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間閃爍著牙齒的光芒。我們不能扣留住閃電來代替高懸普照的太陽和月亮，所以我們也不能把笑變為一個固定的、集體的表情。經提倡而產生的幽默，一定是矯揉造作的幽默。這種機械化的笑容，只像骷髏的露齒，算不得活人靈動的姿態。柏格森《笑論》（LeRire）說，一切可笑都起於靈活的事物變成呆板，生動的舉止化作機械式（Lemcaniqueplaquesur　Levi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