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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的紅圈，就怕父母看到了，會和我一樣傷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這樣的。記憶中，屬於歡樂的事情實在不多。貧窮會把歡樂從身邊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們缺乏冬衣，冷得牙齒和牙齒打戰。每天三個人手牽手的去上學，經過賣糖炒栗子的攤子，真想買一包糖炒栗子來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沒有錢，就是吃不到。學校的同學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沒有。那時，心裡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離開上海，願望都沒有實現。說實話，從小，我就在困苦中長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這段時間，對困苦的感覺特別敏銳。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為父親的收入實在不夠維持，（大舅一直想接濟我們，父親隙驕傲的拒絕了。只有大舅母，變著花樣，吃的穿的，經常往我們家送。）母親見這樣不是辦法，就也去中學裡教起書來。這樣一來，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課，就飛奔回家照顧小妹妹。我家那張大書桌，已不夠我們睡，我們就打起地鋪來。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裡的喜悅實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發現了寫作的快樂。我寫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說《可憐的小青》。父親讀了，似乎頗受感動，他幫我寄給了大公報的兒童版。當這篇稿子登出來之後，我整天捧著那張報紙，興奮得茶不思，飯不想。把自己這篇短文，讀了起碼一百遍。可憐的小青，到底寫些什麼？如今已不復記憶。但，顧名思義，那“可憐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寫照吧！
自從在報上發表了作品之後，我開始迷上寫作了。每天下課回家，就塗塗寫寫。那時，我的小四姨參加了話劇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當年，小四姨是個胖妞，很有喜感。雖然不是主角，卻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戲院看小四姨演話劇，是記憶中最快樂的事。看完話劇回家，我居然寫起劇本來了。不會分場，我全寫“獨幕劇”。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寫“雙人劇”。好長一段時間，我樂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編劇”，只是笑。因為我的取材，全是父親與母親間的“對白”，所談的問題，全是逃難時的點點滴滴。
我這些“劇本”真可憐，從沒有發表過，出版過，當然也沒有人演出過。最後，都進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唸了一年書，漸漸有了朋友，學會了說上海話，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會一個人逛書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飯。也會抱著妹妹，去外白渡橋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們去外灘公園奔跑——以發洩我們在一間房間內無法發洩的體力。
但是，父母的臉色又不對了，上海市的氣氛也不對了。物價飛漲，金元券貶值，上海的商店中，發生了驚人的大搶購……這些事情，對幼年的我來說，是根本無法瞭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種緊張的氣氛。我知道，戰爭又逼近了！
果然，戰爭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戰爭，這次是內戰。對我而言，戰爭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難。父母臉上又失去了笑容，他們整天討論著討論著。最後，父親決定，把母親和我們四個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繼續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學期教完。於是，我們離開了剛剛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這是我們第二度回鄉，第二次和祖父團聚。兩次都在戰爭的陰影下，兩次，湖南都只是我們的中途站，而不是我們長久棲息的地方。
第二十九章 再度回鄉
在衡陽市，我們和祖父重聚了。四個孩子，一排跪下，給祖父磕頭。小妹妹還小，不會磕頭，母親扶著她跪下，扶著她磕下頭去。上次和祖父離別時，小妹尚未出世，現在，小妹已牙牙學語。祖父拉起了我們，一個個輪流看過去，最後，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頭髮和鬍鬚都白了。以前那頗為威嚴的眼光，現在充滿了慈祥。他抱著小妹，看著我們，微笑著，哽咽的說了句：“生當亂世，大家還能團聚，真好，真好！”
那時的祖父，一定沒有想到，這次的團聚，只是再一次別離的序幕。回到衡陽，母親認為我們三個大孩子，剛剛開始的學校教育不能中斷，於是，把我們送進衡陽市的剛直小學，去繼續唸書。至於她自己，她又接了一箇中學的聘書，那中學離衡陽市很遠，而我們全家，依然有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母親毅然丟下我們三個大孩子，帶著襁褓中的小妹，遠離衡陽，去教書去了。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時間，離開了父親，也離開了母親。不過，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鄉的那個小女孩，我夠大了。大得已經能照顧兩個弟弟，在他們淘氣時阻止他們，在他們傷心時安撫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