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管理:向中國共產黨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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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各單位的活動。

在通常情況下，越級指揮的現象給組織帶來的危害是極大的，它不僅破壞了命令的統一的原則，而且會引發越級請求的行為。長此下去，會造成中層管理人員在工作中的猶豫不決，並增強他們的依賴性，誘使他們逃避工作，逃避責任。最後會導致中層管理層、乃至整個行政管理系統的癱瘓。

為了防止上述現象的出現，以組織設計中要根據一個下級只能服從一個上級領導的原則，將管理的各個職務形成一條連續的等級鏈，明確規定鏈中每個職務之間的責任、權力關係，禁止越級指揮和越權指揮；在組織實踐中，在管理的體制上，要實行各級行政首長負責制，減少甚至不設多級行政主管的副職，以防止副職越權，從而干擾正職的工作，以保證統一命令原則的貫徹。

民主集中：人治與法治的完美結合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本質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這種結合，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和組織建設中的具體運用。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它既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也是群眾路線在黨的生活中的適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首先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發揮黨員的積極性。毛澤東說：“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幹的人才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

有了民主，還要有集中，且必須實行正確的集中，保證全黨行動的一致，保證黨的決定能夠得到迅速有效的貫徹執行。毛澤東說：“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區域性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區域性工作，總希望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區域性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集中的重要體現就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利益，全域性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的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區域性的利益要服從全域性的利益，當個人的意見和黨的、區域性的意見與全域性的意見發生衝突時，如果自己錯了，就迅速改正，如果自己的意見對了，也應該服從黨的決定，對自己的意見暫時保留，個人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權利，但組織決定了就要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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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以我為主（6）

1930年，當時主持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共產主義運動流行“左”傾病，而李立三又是中###內“左”的代表。他以發燙的頭腦，寫出了發燙的文字，對當時的形勢和政治任務作了這樣的判斷：“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面前”，“暴動的時候到了”，“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取得勝利。”在這種判斷的前提下，李立三制定了一個讓毛澤東攻南昌，彭德懷取長沙，然後會師武漢，在湖北一省首先取得革命勝利

的“宏偉計劃”。然而，毛澤東知道，以弱小的紅軍去攻打敵人力量強大的南昌無異以卵擊石。但是，李立三是他的上級，按照“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毛澤東必須執行來自中共中央的命令。

為了儘量減少攻打城市所帶來的損失，在執行上級決議的前

提下，毛澤東作了一些靈活性的變動。1930年7月11日，毛澤東擺出了向南昌進軍的架勢，24日毛澤東率部攻擊清江縣樟樹鎮，殲敵兩個營，26日攻擊離南昌不遠的高安縣。7月30日，毛澤東攻擊南昌近郊新建縣的西山，8月1日他派羅炳輝率兩個縱隊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槍，南昌城裡一陣緊張，正欲調集軍隊反擊，毛澤東的部隊早已經朝奉新、安義縣轉移了。就這樣，毛澤東在執行了上級決議的同時，又減少了執行錯誤決定的損失，可以說是靈活運用“民主集中制”的典範。

黨在建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寧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陳獨秀提交“一大”討論的一個黨綱就明確指出“共產黨應該是民主集中制”。中共二大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