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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兩件事，我才覺得讓《天行者》成書的時候到了。
1992年我寫中篇小說《鳳凰琴》，是因為心存感動。事隔十幾年。當我寫完長篇小說《天行者》時，我發現自己的內心裡充滿感恩。因為，我看得見，如果沒有那些可以被後人認為是水平不高的鄉村教師哺育，二十世紀後半葉的鄉村心靈，只能是一片荒漠。
十幾年前，我還年輕，很自然地選擇了表現一顆躁動不安的心，如何與天荒地老的鄉村發生契合。十幾年的時光讓我的心蒼老許多，命運也開始展現其無可抗拒的力度。就像映秀小學的樊曉霞老師，在那麼美麗的女性身上，其命運的荒誕，讓我一下子看到了鄉村知識分子的命運本質。
從《鳳凰琴》到《天行者》，雖然我清楚地記得當初教育我的那些鄉村教師，也清楚地記得我的那些當了鄉村教師的小學同學與中學同學，雖然我遇到過許多自認為是這些小說中“主人公”的可敬的鄉村教師，也遇到家鄉某個硬將毫不相干的人，強說成是我的寫作原型的輕浮的研究者，可我還是要說，如果真有原型，那也只能是普天之下的每一位鄉村知識分子。
或許今後我還有機會寫一寫十年後的今天，鄉村知識分子的生命狀態。但在這部小說中我所表述的，只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在中國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間英雄”。小說以民辦教師們所經歷的三次轉正，而分成三個部分，因為一次比一次荒誕，因而一部比一部疼痛。半輩子都在盼轉正的民辦教師，當機會來臨時，那些猶如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政策，反而讓他們徹底失去轉正的可能。一個成熟的作家要善於控制自己的寫作情緒，激憤是小說的天敵。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做到了這一點。就這部小說來說，即便是在這一點上做得不好，我也不會遺憾。
對長篇小說的把握，實質上是對命運的參悟。而中篇小說，能將生命在某個時刻的狀態表現生動，便是一種成功。
我喜歡鄉村中所有的人。在這部小說中。我最喜歡的是葉碧秋的那位苕媽。在豐厚而神秘的鄉村，一棵從不言語的大樹都會是曠世的智者。也許生活中，像夏雪這樣既時尚又純美的女孩，是唯一的。我希望她是一種美的標本。我更希望她是一種美的真實。我敬重一切前往鄉村任教的人，不管他們是以何種理由，也不管他們心懷何種想念，哪怕他只在某所學校裡呆上一個星期，只要他教會孩子們一個字。
在好的小說中，所描寫的某種行業，只是背景與載體，目的是讓思想之舟駛向遠方。與民辦教師之卑微相同的職業還有許多，好的小說不應當被理解寫了這個行業，就是為了解決某個行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從中發現生命在最卑微時所展現出來的偉大意義。
這個時代太容易遺忘了。好像不丟掉歷史，就沒有未來。其實正好相反，沒有歷史就沒有未來。面對急劇變化的上個世紀最後三十年，除了金錢與財富，一些人似乎已不記得還有什麼值得長存於記憶之中。即便是將日子過得較為舒緩的鄉村，急於忘記過去的也大有人在。而我，是一個十分戀舊的人。一想到往事，一方面會感動，一方面又會恐懼。文明的堅守傳播，不是自生自滅的野火，而必須是代代相傳的薪火，一天也不能熄滅。作為鄉村知識分子的民辦教師，一切的鄉村奇蹟的醞釀與發生，本應當首先歸功於他們。然而，荒誕讓歷史與現實一次次地無視其偉大得不能再偉大的貢獻。以至於淪落為作為名詞都不被理解的地步。這一點也正是時代正在流行的頑症。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李清照的詩，正是剛剛過去的那個年代的鄉村知識分子的無與倫比的寫照。
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現
上海文化是中國城市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俗稱海派文化。新時期以來，不少上海作家、特別上海女作家以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小說成名，王小鷹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新作長篇小說《》更是海派文化的一次漂亮呈現。
地域文化的典型標誌之一是生存的文化方式。從文化生存方式上看，城市不同於鄉村，平原不同於山區，發達地區不同於偏遠地區。同為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又各有不同的個性。每個城市文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既有經濟發展、生產方式等基礎原因，還有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等自然原因，更有人文方面的多重因素，是一個複雜、長期的歷史過程。而這種文化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就會深刻地影響、制約著生活在這一文化圈中的每一個人。小說中的李凝眉和吳秀英雖然身份是主僕，但若論生存智慧可以說是各有千秋，同樣精彩，從不同方面呈現了上海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