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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我談的那個話題，他好像有意將這個話題說得輕鬆一些，但越是這樣，我的心裡卻越是緊張。畢竟人家是省委宣傳部的副部長，人家是代表省裡來找我談這個事情的，人家好像是有求於我，而不是命令於我。如果命令，我倒不怎麼害怕，而人家是以求我的口氣，這反倒更讓我難為情了。他說的意思與我們黨組書記的話是一樣的，就是勸我高姿態，別太計較。他並不問我被抄襲的具體經過，我甚至懷疑他連張建偉抄襲了我的哪一本書可能都不夠清楚。他也不過問我近期的創作情況和我們的刊物情況。我們的經費緊張，連稿費都付不出了，而宣傳部有筆經費，是可以給我們刊物補貼的，因為我們的刊物是直接歸宣傳部管的。我們刊物是黨的喉舌，我們也曾打過報告申請這筆經費能不能給我們撥點兒。但是，我們仍然拮据著。我已經飽嘗了一個純文學刊物的主編的全部艱辛與窘迫。這時我憋了一肚子的話想說，也有一肚子的委屈想傾吐，卻什麼也說不出來了。
虧得還能抽菸。一枝煙要不了多大一會兒就抽完了。按滅菸蒂，總得開口呀。我居然問了一句挺生硬的話：張建偉是什麼態度？他認錯沒？
副部長說他這樣做肯定是錯了的，上邊也沒說他對，只是我們需要來點兒高姿態。我問副部長究竟是上邊哪個人打來的電話，他說是宣傳局的某位大員。其實，我是不應該這樣問領導的，但是，我一向是個喜歡刨根問底兒的人，何況這個事情始終讓我耿耿於懷。因為這個打到我們省委宣傳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