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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行動，這不僅僅是現代通訊技術發達的原因，也還有維持組織體制的深意在。（當然現代軍隊不吃空額。只是和平時代維持架構就足矣，不需要實編）
一旦蕭言從吃空額下手，那就是將禁軍將門世家得罪狠了，雙方是不死不休的結果。那時候高俅一系人物也絕不會和蕭言站在同一戰線上，絕對是有多快跑得多快。
而有些事情。又太過於輕或者並不合適用來入手行事。比如說什麼私用禁軍場所器具牟利啊，在冊軍士專行車船務茶酒務以及一切可以想象到的產業，將主從中漁利之類的。這一方面在財計上省不出多少錢來，另一方面也不僅僅是整理禁軍經費財計事，超出了蕭言的差遣職權範圍。不能震動或者說是打動官家，就得不到官家的全力支援，蕭言就不能放手行事，就不能讓禁軍將門團體忌憚，從而後退一步讓出點利益出來。
必須選擇一個單純屬於禁軍經費財計事範圍，不至於讓禁軍將門團體狗急跳牆和蕭言拼個你死我活。又能讓官家感興趣支援到底的由頭，這也是蕭言此次行事能不能成功的重要基礎。高俅既然決定上船，這第一句話，就問到了最為關鍵的所在！
蕭言和方騰再度回望，要是放在後世。他們這麼頻繁眉目傳情。高俅說不得要在肚子裡面嘀咕一聲：“好基友。”放在此刻，高俅只是目光炯炯，等候這兩個膽大包天卻又聰明過人的人說出什麼話來。他隱隱約約已經感到，這兩個人早就找準了行事的由頭，就等他今日點頭答應配合！
果不其然，最後還是蕭言淡淡一笑，吐出三個字：“坐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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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朝，在中國漫長的王朝歷史中，實在是一個極為寬厚的時代。對士大夫寬厚，就不必說了。都是些耳熟能詳的陳詞濫調。雖然號稱重文輕武，但是對武職官和士卒的撫循，也是相當寬厚的。秦朝強兵，但是士卒出征在外，還要自己家寄衣物和錢財過來。漢唐最強盛的時侯都是徵發良家為兵，種田交稅之餘，還得自備兵刃器具衣甲輜重，為皇帝打仗去。回報不過是減輕點稅賦徭役之類。元朝的軍事制度是稀爛，明朝的軍戶制度是將士卒養成了乞丐，將武將養成了匹夫。至於我煌煌大清，就不用說了，所有制度都在野蠻化。
大宋雖然輕視武臣士卒，但是對其供養，在中國歷史長河中，還算是出類拔萃的。整個軍隊都是職業化領軍餉的軍隊就不必說了，軍餉相對來說也較為豐厚，足供瞻家。但凡要拉軍隊出去見陣，諸般犒賞賞賜也絕不吝惜。而且有北宋一朝，拖欠軍餉犒賞之事，發生得也相當少。一旦發生，宋朝的丘八爺頓時就是兵變伺候，一點也不帶含糊的。
大宋這麼多皇帝下來，對軍伍的恩養措施不斷的有所加增。一旦加增了，就很難減下去。在士大夫階層看來，這些武弁只供馭使，但是也得餵飽了。只要多給些錢物，就足夠這些武人心滿意足，就不要攪合到國事裡面，俯首貼耳任士大夫驅使就成。所以在給軍隊待遇上，沒有什麼小氣吝惜一說。
坐糶一法，就是在仁宗朝行之的。禁軍軍健，每月可領錢領糧。但是軍士當中，有的家口多有的家口少。家口多的倒還罷了，家口少的領糧卻又吃不了。汴梁人口眾多，居處狹隘，哪裡存得下這麼多陳糧。便有商人招攬禁軍手中餘糧，三文不值兩文的便收購過去。朝臣議之覺得傷卒，特准禁軍軍健食不盡之月糧，可以再賣回官倉，許以其時市面市價收購。
此法用心自然是仁厚的，但是行之有年，自然而然的就變成了禁軍軍將上下其手的一大利源。禁軍數十萬蝟集在汴梁左近。每月發出去，再坐糶回來就是個天文數字。以少報多，以次充好已經是尋常手段了，還有將主專門囤積低價陳年糧米每月支放給麾下士卒軍將，這些士卒軍將該領得的月糧全部坐糶回官倉，自然就是新糧米最高的價格。一進一出就是巨大的差額。更不用說那眾多空額，大宋不僅白髮糧餉。而且這發出去的糧還要倒賣回給大宋官倉，再從國家已經窘迫至極的財政上血淋淋的砍一刀下來！
在其他朝代，不直接親民理政收稅的武人階層，不逢戰亂在豪富上是不能與文臣比肩的。但是在大宋這個時代，在國家鉅額財政支出供養的所謂職業軍隊體系當中。大宋武臣的富裕程度，卻是絲毫不下於文臣士大夫階層。所謂冗官冗兵之費，相對而言，還是這冗兵對大宋的傷害更深一些。不過這冗兵，自然指的不是經年血戰的邊軍，而是這在大宋腹心之地，數目畸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