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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帝心,故疏上即荷俞允,非俟孤言以為用舍也。”(書牘九《答太宰王疏庵》)在苫甴昏迷的當中,居正何嘗有一日忘去政權?居正稱道伊尹,(文集十一《雜著》)也許他看上伊尹以天下自任的那一點,但是以天下自任,正是熱中政權的一個解釋。
從居正十九年沒有看見文明一面的事實看來,父子之間的感情,委實已經生疏了。居正和文明中間,無論在志趣上,在事業上,都看不出一些共同的場所。十九年的日月,三千里的距離,在父子之間,造成最大的隔閡。居正當然知道丁憂只是二十七個月的請假,在這個時間以後,隨時可以起復。但是起復只是一個理論。徐階致仕了,陳以勤、李春芳致仕了,高拱、殷士儋也致仕了,除了高拱偶然一度重來以外,其餘沒有一個再看到北京的城闕。政權正和年光一樣,是不輕易迴轉的。居正自從二十三歲舉進士以後,經過三十一年的政治奮鬥,才取得現在的政治地位,他怎能不留戀呢?
明朝的故事,首輔去位三日以後,次輔便把座位,從內閣的右邊遷到左邊,翰林院後輩和內閣僚屬都穿紅袍到內閣道賀。這一次他們穿紅袍到內閣來了,大家向次輔呂調陽道賀。調陽是一個老實人,他雖然沒有把座位移到左邊,但是居然接受大眾底道賀。一切增加居正底恚忿。他認識自己還沒有去位,人情已經變了,將來當真去位,那還了得!夏言、嚴嵩對於當日的政權,都曾經支付血腥的代價;以後徐階、高拱,也都經過最大的危險。現在會不會需要自己償還這一筆血債!
留戀、畏懼,這兩種強烈的情緒,佔有居正底胸中。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他捨不得當時的國家。在自己當國的五年三個月中間,整個明朝,已經從困頓的狀態中解放出來,成為富強的國家;自己去位以後,會不會重行回到困頓中去?這一切,只為了一個十九年不曾見面的父親,代價未免太大了。居正覺得李幼孜底語句還在自己耳朵裡響著:皇帝沖齡,天下不可一日無相公,相公怎樣忍得回去守制呀!
這樣他才決定辭俸守制的辦法。萬曆八年他在奏疏中說過:
臣又查得前代典禮與本朝律令,凡奪情起復者,皆居官食祿,與見任不殊。故先年大學士楊博、李賢等,皆從服中升官考滿,以事同見任故也。今臣乃辭俸守制,皇上原未奪臣之情,臣亦未嘗於制中起復,比之諸臣,事體原自不同。(奏疏九《辭考滿加恩疏》)
居正辭俸守制,但是神宗沒有讓他枵腹從公的道理,所以萬曆五年十月傳旨:元輔張先生,俸薪都辭了。他平素清廉,恐用度不足,著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該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三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支、柴二十扛、炭三十包,服滿日止。(見奏疏六《謝內府供給疏》)
居正曾和順天巡撫陳道基談起當日的心境:
唁貺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國家之務,終顧命之託,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也。(書牘九《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辭俸守制”是居正發見的名辭,但是一般人目光中,只看到他不奔喪,不守制,怙權貪位。居正曾經談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這句話更引起他們底反感。《論語》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書,那一個不曾讀過?在宰我提出要把三年之喪更行縮短的時候,孔子生了大氣,《論語》裡還記著: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子底邏輯,認定小孩在出身以後的三年中,全靠父母底愛護,因此在父母身死以後,應當守制三年,報答父母底恩愛。現在居正照舊入閣辦事,還說什麼守制,照舊賜酒賜飯,還說什麼辭俸?一切只是名辭底簸弄,還談什麼聖賢道理?最可恨的是負著言論責任的御史、給事中,現在不但不曾彈劾,反而陳請慰留,甘心成為權門底鷹犬!一般人正痛恨著。
萬曆五年十月初五日,天上發見彗星,從西南方直射東北,蒼白的色採,象一道幾丈長的白虹,從尾星、箕星,越過牽牛,一直掃射到織女星。這真是一個很大的變異。不錯,荀子曾經說過:“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暗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天論》)但是荀子底話,一般人不一定讀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