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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硃，是對於內閣票擬的諭旨，用硃筆加以最後的判定。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參奏疏五《進世宗御筆疏》）後來皇帝不負責任，“批硃”的事落到司禮秉筆太監手裡，於是大學士雖是皇帝底私人秘書，而秉筆太監成為皇帝底機要秘書。《明史·職官志》（卷七十二）稱“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在明代政制裡，這正是變態中之常態。武宗時候，司禮監劉瑾甚至把章奏帶回私宅，和妹婿孫聰。食客張文冕共同批答。皇帝底機要秘書，可以隨時邀集親友，同參國政，更是變態中的大變。武宗正德二年到五年間，劉瑾成為事實上的皇帝，五年八月，劉瑾失敗以後，武宗下詔自正德二年後，所更政令，一概如舊；其實只是對於這三年中劉瑾底地位，加以實際的認識。
從五月庚戌穆宗逝世，到六月初十甲於神宗即位，這十五天中，是馮保活躍的時期。馮保底策劃，是驅逐司禮掌印太監孟衝，奪取他底位置：因為皇后、皇貴妃底同情，這一個策劃實現了。（《明史》卷三〇五《馮保傳》）但是實現的時期卻不能確定。《馮保傳》稱為剛剛在穆宗逝世以後，（傳稱穆宗“甫崩”）胡涍傳（《明史》卷—一五《陳吾德傳》附）稱為在神宗即位的第六天，中間有二十天的距離。其實神宗即位以前，執行詔旨的機構，尚未完成；至於神宗即位的第六天，這是大政變的一日，沒有馮保事前底活躍，根本不會發生政變。所以我們不妨假定馮保升掌印太監在神宗即位之日，或其後，至遲必早於第六日。（參後）這個策劃底完成，大致在神宗即位以前，只待神宗即位，履行發表底手續。
《明史·馮保傳》稱：“保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明史紀事本末》則稱馮保矯傳大行遺詔雲，“閣臣與司禮監同受顧命。”這也是一個駭人的記載。內監和大臣同受顧命，在明代本來不是一件沒有的事。嘉宗天啟中，御史王允成劾魏進忠疏：“內廷顧命之鐺，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裡之收”，（《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傳》）確實指出大臣、內監同受顧命的故事。但是高拱、居正、高儀同受顧命，並無他人在內，這是事實。穆宗逝世的時候，孟衝尚為掌印太監，亦無越過孟衝、託孤馮保的理由。所以馮保矯遺詔是有的，但是隻是矯遺詔用為司禮掌印太監，並不是矯遺詔同受顧命。最切實的證據見居正文集：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於肅祖，（世宗）常呼為“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即超拜司禮，關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蔭其弟、侄數輩。穆宗不豫，召輔臣至御榻前，受顧命。公宣遺詔，音旨悲愴。今上踐祚，奉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文集九《司禮監太監馮公豫作壽藏記》）
這一篇文章，作於萬曆二年，正在居正掌握政權，結好馮保的時候，假如馮保曾經矯詔同受顧命，記中何以不把他底地位提清；而且後段又稱馮保掌司禮監，“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餘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幹一事”，更和同受顧命的身分，完全不合。所以根據居正底記載，可以證實馮保沒有矯遺詔同受顧命，同時也可以證實馮保為掌印太監，在神宗即位以後。《馮保傳》又稱：“穆宗得疾，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日：”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及《居正傳》皆不載。）顯然也是一件莫須有的故事。穆宗突然中風以後，隨即召大臣入宮，面授顧命。（《文忠公行實》記扶持還宮以後，即言”坐稍定，先帝召太師榻前，執太師手，囑託甚至“。）第二天隨即逝世，其間更無猶豫的時期，可以給馮保密囑居正豫草遺詔的機會。而且以居正那樣地精細，決無密草遺詔，更容高拱看見的道理；同樣地，以高拱那樣地強幹，也不會在揭破居正勾結馮保的秘密以後，隨即把自己推翻馮保的計劃，更和居正商榷。（參《明史·高拱傳》）處處都露出矛盾。本來這一次政變，是一件突如其來的大事，以後居正當權，不免引起一部分人底反感，馮保更加是眾矢之的，於是以訛傳訛，發明成為發見，傳說成為事實。到了清初修史，沒有整理史實的決心，所以在記載裡，不但充滿許多矛盾，而且描寫高拱、居正，有時竟至忘去本來的面目。
從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甲子起到十六日庚午止，這七天之中，整個朝廷，沈沒在滔天的波浪之中。在政治機構方面，是司禮監和內閣的對立，在人的方面，是馮保和高拱的對立。馮保底後盾，是皇后、皇貴妃，尤其是皇貴妃，神宗只有十歲，當然和母親站在一面。高拱底後盾，是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