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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授庶吉士。名義上，庶吉士只是一種學習的官員，在翰林院中稱為館選，三年期滿，稱為散館，凡是二甲進士及第的，例賜編修。所以二十八年居正是翰林院編修了，還是一個清銜，沒有實際的政務。這一年，他有《論時政疏》，（奏疏十二）首指臃腫痿痺之病五，繼陳血氣壅閼之病一。他說：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疾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繫。臣伏睹祖訓，觀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防範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師法祖訓，制節謹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真人之號，招集方術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於主上，以張其勢，而內實奸貪淫虐，陵轢有司，朘刻小民，以縱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為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國家於人材，素未嘗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敘進之，所進或頗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罹玷用而永廢者乎？臣愚以為諸非貪婪至無行者，儘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捨，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核，守令之於監司，奔走承順而已，簿書期會為急務，承望風旨為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為據，至或舉劾參差，譭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為？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汙隆，孰有留意於此者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還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為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為萬世之利，建難勝之策者。頃者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日：“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為豫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於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有限，應辦無窮，而王朝之費，又數十倍於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鉅萬，中貴徵索，溪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日：“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財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為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閉而不通，則雖有針石藥物無所用。伏願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門，親近輔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所關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在居正奏疏中，這是初次，也許在世宗一朝，除了例行章疏以外，居正上疏，也只有這一次。這裡充分地表現居正底政治才能。他看定當時政治的癥結，應當說的已經說了，然而沒有得罪世宗，也沒有得罪嚴嵩。這便和楊繼盛、海瑞不同。楊繼盛攻擊仇鸞，攻擊嚴嵩；海瑞攻擊世宗：從直言極諫底立場看來，當然沒有絲毫的遺憾，但是在事實方面，繼盛所得的是棄市，海瑞所得的是下獄，這是居正所不願為的事。蝸牛底觸角伸出了，但是覺得空氣不利，終於還是收回，居正只是再埋頭於朝章國故的探索，對於時政，便不更置一辭。
嘉靖二十八年居正上疏的時候，才二十五歲，我們因此遙想到漢文帝時一個二十餘歲的洛陽少年。然而居正究竟不如賈誼。賈誼《治安策》論眾建諸侯以遏亂萌，這是漢代政局的對策，但是在明世宗的時候，要說宗室驕恣，真是太可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