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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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只是皇帝底秘書廳，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底秘書：內閣底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底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底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常時紛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只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只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只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常時會有不斷的鬥爭；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內閣以內，次輔因為覬覦首輔底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底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內閣底尊嚴，所以他們底鬥爭，常是暗鬥而不是明爭；又因為內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底信任，所以鬥爭底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鬥爭底後面，常常潛伏著誣衊、讒毀、甚至殺機。這樣的政爭，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內閣中盪漾。

嘉靖二十六年，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於兩個範疇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著香葉冠，一時高興，制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第二天嚴篙把輕紗籠著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只說大臣朝天子，用不著道士底衣冠。在他們同在內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象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以後便是嚴嵩底專權；貪汙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內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內監到他們家裡去的時候，夏言只是坐著，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內監並坐，數長數短地問著，等到小內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裡。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便吩咐夏言、嚴嵩擬上來，夏言只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底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內的鬥爭，但是這次夏言底失敗，卻失敗在內閣之外。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國家的邊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底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於國家，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國家一種嚴重的威脅。最初韃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國家西邊還比較安靜。英宗天順六年，韃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國家西邊遂感覺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寧夏三邊，一切的佈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韃靼，以後稱為“套寇”。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但是楊一清底計劃，也沒有貫徹。到嘉靖年間，盤據河套的吉囊更加猖撅了。河套不清，三邊永無寧日。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嘉靖十九年，改總製為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績靡的地方，但是卻充滿報國的熱情。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衝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搗套寇底根據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只有把韃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徵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前輔，入套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