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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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史》，柯卡普著。”③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三一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這三本書，引起毛澤東思想上的根本轉變。只是他的回憶中稍稍有一點誤差，那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他不是在北京讀到的，是他來上海之後或回到長沙之後讀到的。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讀到的。因為他在上海度過了近兩個月——一九二○年五月五日抵達，七月七日離開。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一般都以為是一九二○年八月出版，因為初版本上印的是這一出版年月。但是魯迅卻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便已“得譯者陳望道寄贈《共產黨宣言》（上海社會主義研究社本年四月版）”王觀泉：《魯迅年譜》，四五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毛澤東在上海拜訪過陳獨秀，結識了陳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可能性極大。

那三本書，以及跟陳獨秀的談話，促使毛澤東轉向馬克思主義，他從“鼓裡”睡醒了。他的理解力，遠遠超過他同時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們——儘管他只能讀到極有限的中譯本。如毛澤東所言：“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③毛澤東跟陳獨秀會面，除了“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還“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三○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第五部分：響應“毛奇”和新民學會　2

毛澤東是一位組織家。早在他二十二歲時油印、張貼“二十八畫生”的《徵友啟事》時，就想團結、組織一班志同道合者。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嶽麓山劉家臺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開會，建立了“新民學會”。那天出席集會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蕭瑜、蕭三（即蕭子暲）、張昆弟、羅章龍、陳啟民等十二人在《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裡所陳述的是十二人，而在《毛澤東年譜》裡記載的是十三人。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蕭瑜被推舉為總幹事，毛澤東、陳啟民為幹事。蕭瑜如此回憶道：“我清晰記得我完成擬定學會規章的那個春日。擬定出的規章有七條，都非常簡明。毛澤東讀完後，未作任何評論。然後我們又把我們決定是第一批會員的每個人的優點重新核實了一番。我們一致以為他們都是合格的。他們共有九人，再加上我們兩人，學會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員。憑著我們年輕人的那股熱情，我們自稱是十二個‘聖人’，肩負時代的使命！我們也以為彼此之間是兄弟，有著共同的抱負與理想，有著相互的尊重與友愛。

“一個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師範的一個教室裡（實際上是在蔡和森的家裡），我們十二個人聚在一起，十分莊嚴地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議。我把印好的新民學會規章分給每個人並徵求他們的意見、疑問和評論。但沒有什麼新的意見提出。於是每個人又交了一點會費，我被當選為第一任秘書。我們決定不設會長一職，會議就結束了。新民學會就這樣宣告誕生了。儘管沒有什麼演說，但我們十二人之間已建立了更為密切的關係，我們獻身運動的雄心和熱情有了新的動力。我們都意識到，從現在起，我們的肩上擔負了新的責任。

“毛澤東在會上一句話也沒說。我們都清楚我們的目的和會員應該做的事情，主張每個成員都應以切合實際的作風行事，而不應空談高論。學會中只有一個喜歡為講話而講話者，那便是陳昌，此人以發表冗長演說聞名。我們這位同學來自瀏陽，與我偶然相識，於是成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沒有在新民學會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陳昌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組織者之一，一九三○年二月在長沙就義。

“新民學會成立以後，大約每月舉行一次會議。儘管不是什麼秘密聚會，我們仍儘量少為人注意……”蕭瑜：《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崑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這個新民學會，一九二○年發展到擁有七八十名會員。儘管新民學會還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組織，但後來其中的很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骨幹。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之後，他跟陳獨秀談及的組織“改造湖南聯盟”未付諸實現，倒是在一九二○年八月二日組織了湖南“文化書社”。《文化書社緣起》中，一語道明書社的宗旨：“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於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