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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陳獨秀鮮明地指出：“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解〕政治底〔的〕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陳獨秀談及了《新青年》：“外邊對於本雜誌的批評，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陳獨秀說及了胡適：“最近胡適之先生著《爭自由的宣言》中已經道破了。這篇文章開口便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要除去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胡適原先曾是陳獨秀的“親密戰友”。正因為這樣，當蔡元培恭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時，陳獨秀卻說他只是暫代，待胡適從美國歸來請他擔此重任。
胡適，曾與陳獨秀有過親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枝筆，擂響了新文化運動的鼙鼓，被陳獨秀稱讚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振聾發聵的“文學革命八條件”，即不用典、不用陳腐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俚語、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須言之有物（即胡適致函陳獨秀自我介紹的“八不主義”）。此文的發表，在中國平靜的文壇上掀起一陣狂瀾。胡適在《新青年》上積極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主張“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他用白話作自由詩，寫白話文學劇本，寫白話文，領一代之先。胡適在《新青年》上抨擊孔教，抨擊舊禮教，主張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倘若用“豐功”兩字形容當年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也並不過分。然而，一起衝鋒陷陣，一起吶喊前進，陳獨秀、李大釗向“左”轉，胡適向右轉，漸漸分道而馳。《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論戰在李大釗和胡適之間展開。
那是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陳獨秀被捕，《新青年》雖然暫停，但主持《每週評論》的是胡適。猶如一輛汽車換了個司機，胡適駕著《每週評論》仍在繼續出版。胡適代替陳獨秀編的《每週評論》離開了陳獨秀、李大釗的“軌道”。胡適把《每週評論》第二十六、二十七號編成了《杜威講演錄》專號。杜威是胡適的老師，實用主義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
在第三十一號《每週評論》上，胡適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表明了他對他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的不滿：“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是很危險的。”正在河北樂亭縣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釗（他在離京前看到第三十一號《每週評論》），寫下了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和主義》，寄往北京給胡適。胡適把此文在第三十五號《每週評論》上登出。李大釗駁斥胡適道：“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新青年》、《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林扎維主義（引者注：即布林什維主義）的議論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歡談談布林扎維主義。“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阿鸚、阿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我們唯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那有閒工夫去理他！”然而，胡適一邊刊登李大釗寫給他的公開信，一邊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與李大釗論戰。思想的裂痕已發展成為難以彌合的鴻溝。
第四部分：初創重新整理《新青年》與胡適分道揚鑣 2
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之後，作為書記的陳獨秀決定把《新青年》作為這個小組的宣傳陣地。於是，重新整理《新青年》，不但以陳望道、李漢俊、沈雁冰、李達這四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作為《新青年》編輯，而且在一九二○年九月一日的八卷新一號起，全面宣傳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寫的《論政治》，公開與胡適決裂。
後來，當胡適垂垂年邁，回首往事，他這麼追述道：“事實上，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裡，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