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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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實。由於此文寫於中國共產黨“一大”剛剛結束之際，因此可以排除那種時隔多年的記憶錯誤。

李俊臣當時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寫道：“我認為，這是一篇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重要參考資料，頗具史料價值。”

這篇文章表明，陳公博離開廣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滬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滬的翌日，與兩位“外國教授”見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這般，可以推知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後……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館的討論會上，談了自己的發現和見解，引起很多同行的興趣。

當然，也有人提出疑義，因為第九卷第三號的《新青年》標明“廣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發行”，所載文章怎麼可能是記述在七月一日之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一大”呢？

不過，考證了當時《新青年》的出版情況，誤期是經常的，這期《新青年》實際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這一疑義。

以後，從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查到一篇極為重要的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作者沒有署名。從文中提及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指共產主義小組）在“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記述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經過，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寫的。從文章中談及馬林和尼柯爾斯基“給我們作了寶貴的指示”這樣的語氣來看，作者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極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的報告。

這份報告開頭部分，就很明確點出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的時間：

“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五個人。領導人是很受歡迎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了自己的活動範圍，現在共有六個小組，有五十三個黨員。代表大會預定六月二十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這裡，非常清楚地點出了“七月二十三日”這個日子。報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寫的，對於“七月二十三日”不會有記憶上的錯誤。

不過，仔細推敲一下，又產生新的疑問：因為代表們“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達上海”，並不一定意味著大會在當天開幕。

陳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滬。很可能，在七月二十三日抵滬的是周佛海——因為當時上海與日本之間通訊靠船運，從日本來滬也只能坐船，頗費時日。何況，他不在東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兒島。

不過，這份報告表明，中國共產黨“一大”開幕之日絕不可能早於七月二十三日。

詳細探討這一重要課題的是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學院的邵維正。他在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一文。

邵維正的論文，從三個方面加以考證，即（一）從代表行蹤來看。（二）從可以藉助的間接事件來看。（三）從當時的文字記載來看。

他的論文最後推定：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幕。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談中國共產黨“一大”時，曾說：

“七月一日這個日子，也是後來定的，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那〔哪〕個說得到的。”《董必武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三六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維正的論文解決了這一歷史懸案，受到了胡喬木的讚許，並榮立二等功。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為邵維正的論文加了如下編者按：

“本文作者依據國內外大量史料，並親自進行了多次訪問，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證。此文以確鑿的第一手資料和有說服力的分析，論證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十三人，從而解決了有關‘一大’的兩個長期未解決的疑難問題。”

關於邵維正的最重要的論證，本書將在後面述及。

不過，現在雖然已經查清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開幕，但是考慮到多年來已經習慣於在七月一日紀念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因此有關慶祝活動仍照舊在七月一日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