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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把《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及幾位學生找到家中，商議對策，如此如此……北京西站，陳獨秀剛剛走下火車，一位學生便迎了上去：“陳先生！”那位學生遞上李大釗的親筆信，陳獨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門口“恭候”。陳獨秀只得隨著那位學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家。剛一走進去，李大釗和高一涵已在裡面等他了。“仲甫，你要趕緊離開北京，避一避風頭。”李大釗說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裡，就很難出來了。”“那就到上海去吧。”陳獨秀說，“汪孟鄒在上海，我到他那裡住一陣子。”“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釗說，“我想辦法護送你出京。”翌日，一輛騾車來到了王家門口，那位“賬房先生”已經跨在車把上。陳獨秀向王星拱家的廚師借了那件油光發亮的背心，又借了頂氈帽，躲進那騾車。
騾車雖慢，但走的是小道，能躲過警察的眼睛。“嘚”，“嘚”，蹄聲清脆。小小騾車，載著“兩大星辰”——“北李南陳”，載著《新青年》的兩員主帥。在僻靜的野外，“賬房先生”轉進車內，跟戴氈帽的那一位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
騾車向南到達廊坊，再朝東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幾天。“北李”和“南陳”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時間，可以如此專心致志地交談。“是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林什維克！”就在這輛不斷搖晃著的騾車上，“北李”、“南陳”商議著這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高一涵：《李守常先生傳略》，漢口《國民日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這句話，後來被歷史學家們稱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輕聲細語，他倆探討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研究著黨綱應該怎麼寫，包括些什麼內容。如此一路共商，時光飛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賬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車把，車裡的那位又把氈帽壓得低低的。進入天津城，他倆沒有朝火車站走去——因為那些警察很可能會在火車站“恭候”。“仲甫，脫掉你的油膩的背心，擺出你教授的派頭來。我送你上外國輪船！”李大釗想出好主意。陳獨秀脫下背心，託李大釗“物歸原主”。在碼頭，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後會有期！”陳獨秀踏上了掛著“洋旗”的船，一口英語，儼然一位“高等華人”。當陳獨秀來到上海，已是陰曆除夕——二月十九日。上海街頭響著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裡傳出划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裡傳出“嘩嘩”的麻將聲，陳獨秀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在碼頭送別陳獨秀之後，李大釗的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頭。
李大釗沒有馬上回北京。他不時回頭望望，看看有無“尾巴”。他朝“特別一區”走去。“特別一區”是天津的俄國舊租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廢除了原先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租界。不過“特別一區”仍成為俄國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釗和天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等人秘密來到“特別一區”一幢小洋樓裡。在那兒，李大釗與俄共（布）友人進行了會談。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誰呢？後來章志所寫的回憶文章《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中沒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不過，極有可能是後來成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遠東人民處處長的伯特曼。一九五七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書，提及伯特曼曾在一九一九年夏天在天津會見過李大釗，並稱李大釗是“了不起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伯特曼所說的會見李大釗是“一九一九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麼究竟是誰，尚不得而知。不知怎麼會走漏了風聲——大約是“特別一區”那裡早已在密探監視範圍之中，李大釗的來訪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報》就捅出了訊息：黨人開會，圖謀不軌！李大釗見報，馬上通知那天同去會晤的天津友人預防不測。他於當天匆匆趕回了北京。
陳、李天津之行，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第三部分：醞釀鮮為人知的“俄國共產黨華員局”1
新生的蘇俄關注著東方，列寧關注著東方。在派出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國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試圖與中國的革命者建立聯絡。種種絕密的內幕，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終於解密。十月革命爆發之後，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處於國內混亂、國際圍剿之中，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封鎖了中俄邊界，使中俄交通阻斷。
列寧在萬般困難之中，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