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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來說：“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二五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寫罷，曾請他的恩師楊昌濟先生指教。楊昌濟是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求學時的老師。毛澤東這樣談及楊昌濟：“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二一頁至一二二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當一九○九年春，楊昌濟從日本去到倫敦北澱大學學習時，在那裡結識一位名叫章士釗的中國留學生。
一九一七年，章士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薦楊昌濟到北京大學出任倫理學教授。蔡元培當即以校長名義，給楊昌濟寄去聘書。於是，楊昌濟於一九一八年春由長沙來到北大任教。
這年六月，楊昌濟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樓後豆腐池衚衕十五號安家。他和妻子向振熙、兒子楊開智、女兒楊開慧住在一起。這時，楊昌濟在北京大學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哲學講師，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長梁煥奎與楊昌濟有著舊誼。梁漱溟跟楊教授切磋哲學，相談甚洽。於是，常常造訪豆腐池衚衕楊府。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中旬起，每當梁漱溟晚間叩響楊府大門，常見一位個子高高的湖南小夥子
前來開門。他跟梁漱溟只是點點頭，偶爾說一兩句寒暄之語，聽得出湖南口音很重。開了門
，他便回到自己屋中，從不參與梁漱溟跟楊昌濟的談話。
這位楊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畫生”！
那是“二十八畫生”——毛澤東，平生頭一回來到北京。舉目無親而且又是借了錢到北京的他，投宿於恩師楊昌濟家中。當時，湖南的一批學生要到歐洲勤工儉學，毛澤東支援他們出國，但他自己並不想去歐洲。他和這些學生一起來到北京。
北京對於毛澤東來說，開銷太大了。他不得不尋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楊昌濟找到了主任李大釗：“李先生，我有一位學生從湖南來——毛澤東。此生資質高，為人勤奮。不知李先生能否為他在圖書館裡安排差使？”“好，好，你請他來。”李大釗一口應承。翌日，楊昌濟便領著瘦長的毛澤東，去見李大釗——這是二十五歲的毛澤東頭一回與二十九歲的李大釗會面。
李大釗帶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紅樓一層西頭第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讓他當助理員。“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月薪八元。”李大釗對毛澤東說道。
這對於來自外鄉農村的毛澤東來說，已是很大的滿足了。
過了好多年，當毛澤東跟斯諾談及這段經歷時，他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二七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其實，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月薪六百元；文科學長陳獨秀，月薪四百元；教授，月薪起碼二百元。
在一九三六年，毛澤東還曾對斯諾談及如下回憶：“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里，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