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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中國人後來尊為國父的孫中山這個名字最初也是作為“偽裝”而取的。他本名“文”,字“逸仙”(在國外,通用的名字是“孫逸仙”的廣東話拼音SunYat-sen),在日本取了“中山”(日文讀音是Nakayama)這個日本人的姓作自己的名,後來成了中國家喻戶曉的他的名字。至今他的故鄉稱“中山縣”,國內許多大街、公園均以“中山”命名,以示對他的紀念。
孫中山自日本經北美至歐洲。1896年,他在倫敦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館設計綁架。使館租了一條船,準備把他秘密押解回國。在那裡,等待著他的將是——像他自己所寫的那樣——一種最最殘酷的、讓人慢慢死去的死刑:“打碎膝蓋、砸斷雙腿、剜去兩眼、把全身剁成碎片,使誰也認不出來。”①
①據羅伯特·佩恩著《孫逸仙》(英文),第43頁。
在這一綁架事件中,給清政府駐英外交官幫了大忙的是一個名叫馬凱尼(舊譯馬格里)的英籍顧問。30年前,這個馬凱尼曾在中國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但為了對付這一中英兩國倒退落後分子的共謀,孫中山機智地動員起積極的力量,即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同情。他爭取到在使館內為他送飯的英國僕人,替他向康德黎醫生送信求援。康是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的外科老師,師生情誼甚篤。康又找另一位在香港教過孫中山的老師、熱帶病專家孟生爵士相助。兩位醫生先後要求“蘇格蘭場”(倫敦警署)和英國外交部採取行動,但無結果,於是他們把事件向新聞界公開。
在報紙頭條通欄標題和清使館外群眾憤怒抗議的壓力下,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裡爵士終於迫使清使館釋放了孫中山。
1895年廣州起事失敗後,清廷下令通緝孫文,使這個過去的無名小輩一下子名聞全國,1896年在倫敦被綁架及釋放的轟動一時的事件又使他名聞海外。在此之前,世界上沒有人想到過在“不變的中國”會發生革命。現在人們知道中國在發生革命,孫中山就是這場革命的領袖和象徵。清朝第二次給予孫中山和他的事業出乎他們本意的“恩惠”。
孫中山獲釋後又在倫敦繼續勾留了7個月,這段時間主要是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渡過的。他系統地閱讀關於歷史、政治、軍事、經濟和哲學方面的書籍。他始終不懈的積極進取精神也表現在求知上。他總是從不滿足地尋找對中國革命和現代化有用的知識和思想。早在香港求學期間,他就鑽研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和思想。從達爾文的學說,他推論出中國如果不使自己適應現代世界的生活就會亡國滅種。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歷史向他啟示,獨立是能夠贏得的,皇室和封建主義是能夠被推倒的。他不是一個只會模仿的人,他苦苦思索著如何把這些學說和經驗運用於中國的路子。
他在倫敦閱讀時集中注意於廣泛的社會問題。美國激進的單一稅制理論家亨利·喬治(1839—1897)所著《進步與貧窮》一書對他在土地問題上的看法產生了長遠的影響,而土地問題對中國是至關重要的。也是在這時,他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馬克思的一些思想。他曾去訪問過倫敦的貧民窟,這可能是受到馬克思重視勞動人民的啟發。他有沒有讀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我們沒有看到過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但我們確實知道,孫中山對於為發展資本主義而付出的人命的代價是很清楚的。
不管怎樣,孫中山沒有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做的那樣作出結論:不論在中國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階級將最後領導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社會。他倒是希望,透過“節制資本”,未來的中華共和國能夠避免階級之間的戰爭和第二次革命。這個觀念包含在他以後形成的“三民主義”中。
有些作者猜測,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裡,他也許曾經遇到過列寧。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列寧是在1902年才第一次到倫敦,而這時孫中山早就離去了。但他確實遇到過其他俄國革命流亡分子,他們的無畏、信念和堅持到底的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後來回憶說,他曾經問他們中的一人,粉碎沙皇制度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對方平靜地答道,也許要一百年。當對方向他提出同樣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十年”。他自我批評說,中國革命的艱鉅不下於俄國推翻沙皇,但是同俄國革命者的答案相比,他顯得非常缺乏耐心。他在倫敦遇到的俄國人是誰,我們找不到記載。但在巴黎他確是認識了契切林(一個布林什維克,後來出任蘇聯首任外交人民委員,在俄國革命同中國革命的匯合中起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