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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我總是不放心。但有許多事情他必須親自照看，因為他是在這個可怕的時刻唯一能挽救我們的中國免於毀滅的人……”
“我們很快將離開上海”，她接著寫道，“但請仍把給我的信寄到上海，由山田純三郎轉交。信上不要寫什麼重要的事情，也不要提我丈夫的名字，因為陳先生就是在山田的寓所被袁的特務暗殺的。”
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死去。黎元洪當了總統。真正的權力落入皖系軍閥頭子段棋瑞總理之手，時局毫無起色。但袁世凱臨死前的恐怖統治總算終結了，政治上的緊張氣氛稍有緩和。
7月末，慶齡病倒了，嚴重的腸胃炎，發高燒，可能是前一段工作和生活過於緊張所致。孫中山很著急，立即找山田去請一位好醫生來診治。到8月中，慶齡病癒，可以外出旅行了，孫就同她到浙江省的寧波、杭州和紹興去旅遊和休養。他們在那些地方接觸了一些政界朋友，孫作了幾次重要講演。從留下來的照片上看，這對夫婦表現出度假時的那種輕鬆愉快情緒。這可能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閒旅行——但即使是這一次也只能說是半公事半休閒的旅行。
回到上海後，情況變得好一些了。宋慶齡在1917年2月19日給梅屋夫人的信上說，以後通訊可寫她在上海的正式地址：“環龍路63號”。（環龍路即今南昌路，在當時上海的法租界內）。她信上談的也不是政治危機而是電影製片業（梅屋莊吉是日本電影業的先驅）：“我要是自己有錢，很願意同你們合夥經營電影業，因為這是一種偉大的教育工具。”（雖然她從未參與過電影製片工作，她一生都是電影的忠實觀眾中的一員，遇到有她認為優秀的影片，她常把朋友們和她希望加以培育的青年們找到一起來觀賞。）她的社交生活也很忙。她寫道，“我們的家裡經常是賓朋滿座”。他們的“地下”生活結束了。
宋慶齡在4月17日寫的第三封信是給梅屋先生的，因為梅屋夫人正準備動手術。在這封信裡，慶齡又回到當時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上來：“我想你大概知道，許多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人正在拼命地要把中國拉進歐洲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去。這樣做，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許多人為了錢、微不足道的一筆錢，竟然甘心犧牲國家的生命，這是多麼可悲的事情！”
“我的丈夫幾乎花費了他的整個青年時期為中國振奮民族精神而努力，他對某些高官這一自甘墮落的行為強烈反感，這些人把金錢和地位置於諸如真理、榮譽、自尊心等其他一切事物之上。”①②
①這些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此處皆為譯文。宋慶齡的函件、文章多數用英文，本書所引用者如採自己發表的譯本，皆在註釋中註明，其他則為本書譯者的譯文。——譯者
②這個“洋涇浜”的地址也是一個秘密地址。在上述《孫中山的十封信（1914—1916年）》中有一封，孫告訴收信人，來信用兩個信封，在外面的一個信封上寫這個“洋涇浜”地址，裡面再套一個信封，寫明是給孫的。
參戰問題不僅是外事方面的一次考驗，也是《臨時約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驗。新總統黎元洪和極大多數國會議員都反對參戰，但掌握軍權的內閣總理段棋瑞卻一味主張參戰，並在與各省督軍密商後，置國會於不顧，一意孤行。這個軍閥首領在首都橫行霸道，各地軍閥則在他們各自的防區內擁兵自重，成了“土皇帝”。共和中國的軍閥主義災禍不象在拉丁美洲那樣以政變為特徵，而是連綿不斷地進行流血的、毀壞性的內戰，其源蓋始於此。
孫中山既無兵力、又無權力，但他有崇高聲望，所以他寫的反對參戰的小冊子（由他的親密追隨者朱執信署名）在輿論界產生很大影響。宋慶齡4月17日的信反映了孫的立場。信中所提到的“微不足道的一筆錢”是指段棋瑞從日本銀行拿到了一筆500萬日圓的貸款（史稱“西原借款”），作為中國參戰的報償。
進行這樣的收買活動的不止是日本。美國駐華公使保羅·賴尼希和曾任袁世凱顧問的倫敦《泰晤士報》駐京記者、頗有影響力的喬治·莫里森，他們都曾各自為本國政府進行過活動（美國在1917年2月參戰）。他們答應給予中國政府各種獎賞：不僅德國在中國所攫佔的土地、特權和賠款都將歸還中國，而且協約國還將貸款給中國。他們還示意將修改或重訂19世紀所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是無恥的騙局。西方盟國早已秘密許諾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省的租借地——同把它們歸還中國完全是南轅北轍。至於他們自己在中國所擁有的特權，當然根本無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