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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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特市·威爾（B．L．倫諾克斯一辛普森）著《為什麼中國被惹發了性子》（英文），第72—73頁。

回到孫文一越飛會談這件事上來吧。十月革命的發生還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國的內戰剛剛結束——1922年10月，白衛軍在它最後一個據點海參崴被殲滅。幾星期之後，越飛就動身來中國了。

派遣這樣一位資深人員（副人民外交委員）到中國來也標誌著蘇聯開始參與遠東的外交事務。越飛先在北京開始執行他的任務，試圖取得中國官方政府（當時在軍閥主宰下）對蘇聯的承認，從而打破居於統治地位的西方列強要把蘇聯在亞洲也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企圖。如上所述，他還努力向中國的輿論界解釋蘇維埃革命的意義及其實踐。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談判（部分地是由於外國的壓力，這些外國在1918年曾迫使中國派兵到西伯利亞去進行干涉）。至此，越飛才到上海會晤孫中山並共同簽署了聯合宣言。這樣，同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反對和蔑視的蘇維埃政府和孫中山之間，除了過去列寧和孫都表示過的革命同志情誼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觸。

下面將會談到，越飛要同北京建立關係的努力並不使孫中山感到高興。越飛解釋說，那裡的現存政府——不管人們怎麼看——從國與國的關係來說，是必須要與之打交道的。越飛甚至明白地說，不論現時怎麼做，在蘇聯的心目中，代表未來的是孫中山。但孫中山並沒有真正被說服。

就其他歷史背景而言，應該記住的是蘇聯當時還不富裕，還很窮困。格里哥里·維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訴孫中山——他當時聽了顯然很苦惱——俄國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還沒有恢復到戰前（即1914年前）的經濟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國的窮人不但戰勝了本國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而且戰勝了最富有的外國“列強”的干涉。俄國和中國人民相互同情，不僅因為他們都窮，還因為俄國革命勝利所帶來的希望，以及勝利了的俄國人民對於幫助其他國家被壓迫窮人的鮮明願望——儘管他們自己還衣衫襤褸、窮苦不堪。這就使蘇聯與其他絕大多數外國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深得人心。不管在這個世界上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一有力的歷史事實都是不容掩蓋的。

孫中山和越飛的談話以及在此之前五個月中他們之間的通訊，都是用英文進行的，並且無疑都是由作為孫的英文機要秘書的宋慶齡經辦的。

在越飛之前，慶齡已遇到過達林和維金斯基這樣一些較早時期的蘇聯信使，他們的年紀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現在她又看到了越飛那種成熟的智慧和經驗——這是她一貫尊敬的兩種品質。同時，在同越飛用交談和通訊進行的談判中，她瞭解到共同的立場，也知道了種種複雜的情況。

（一）《孫文—越飛宣言》

孫文—越飛會談後發表的聯合宣言產生了歷史性的後果。這份用辭謹慎沉穩的檔案，開始了以後幾年中越來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蘇方在政治組織和軍事工作中的援助）——不僅是兩個政黨之間的合作，還有孫在廣州的政府同蘇聯政府之間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點是關於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任務的。“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的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第二點是應孫中山要求，越飛重申蘇俄於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會中列舉的原則，並“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第三點，建議將來舉行中俄會議解決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孫博士以為可作出一些臨時性的安排。

第四點，即最後一點，是關於外蒙古的。越飛向孫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