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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好談論而無著作，關於他的人格和學說，主要見於柏拉圖的《對話錄》和色諾芬尼的《回憶錄》。——譯者
李大釗與孫中山討論了國民黨如何與共產黨合作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孫曾與外國的共產黨人談過，但還沒有與中共領導人談過。）李雖然比孫年輕20多歲，但很快贏得了孫的敬重。宋慶齡後來回憶道，孫同李的談話常常一直談到吃飯的時候，就臨時留他在家便飯，飯後又繼續談很長時間。
如果說孫一越飛的談話在國際上有重要性，那麼孫一李的談話在國內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為他們談到中國本身的社會階級、革命力量和各種思路。
在孫中山的書房裡，李大釗成為以個人身份同時參加國民黨的第一個共產黨人——這種做法後來變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紹人是一個資深的國民黨員張繼（他一點也不左）。
此後，還有許多共產黨人來會晤孫中山和國民黨其他重要人物，有時來的人多了，屋子裡容納不下，他們就到屋前草坪上談話。
宋慶齡想要更多地瞭解馬克思主義，曾寫信給在北京的李大釗，請他寄一本他認為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英文版。李選寄了一本。這是他在1927年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送上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後幾件事之一。這位傑出的學者和革命家犧牲時才38歲。同李一樣，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蔣介石下令殺害的。張太雷則是1927年在國民黨右翼鎮壓著名的“廣州公社”時戰死的。
到莫里哀路孫宅書房裡去的不止是政治領袖人物。有一篇回憶錄說，1923年孫中山在這裡會見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四個“熱血青年”。他們彙報了北大學生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委派他們的小爪牙、一個不學無術的人當教育總長，這是“侮辱教育界”。孫勸告他們要把眼光看到這個可惡的總長的主子——軍閥，以及這個主子的“後臺老闆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鬥爭，也不是北京一個地方的事，而是全國人民的鬥爭。”
他們談話時，慶齡也在場。她“不是以大人物的夫人的面貌出現，而是在一旁嫻靜地諦聽著孫先生同我們的談話，然後熟練地用打字機打下來。我們這些初出茅廬的小夥子，第一次見到有這樣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侶，使我們肅然起敬。”
孫永遠是一個組織者，他告訴學生們會環龍路44號（孫氏夫婦舊居）的國民黨機關，履行參加國民黨的手續。這篇回憶錄的作者說，“這對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決定性的影響。”①
①孫中山兩信的日期分別是1922年8月27日和同年12月20日，發自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信都是用英文寫的，文字流利，可能經過宋慶齡的校核。兩信的英文打字文字是最近在中國中央檔案館收藏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發現的。這不是兩國黨內的信件，不可能透過中共代
孫中山在1923年2月中旬再度離滬赴穗，慶齡約在3個月後才去。軍閥陳炯明曾逐出孫中山，現在輪到他自已被華南其他省份的將軍們所驅逐了。後者雖然只貪這個富庶城市的稅收，但需要借重孫中山的聲望來為自己鍍層金，所以特地請孫中山回來，並且毫不吝惜地給他奉上了“大元帥”的稱號，因為他自己手下並沒有軍隊，所以不用擔心。
但使他們大起恐慌的是，孫到廣州不久就號召解散所有“編余軍隊”（化兵為工）、禁賭、整頓官員作風——這些都是不堪騷擾的市民們所希望做的事情。接著他組成了1917年以來在廣州成立的第三個政府，它所宣佈的目的之一是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與北方軍閥“武力統一”的企圖針鋒相對，他還提議全國實行裁軍）。
這引來了幾起搞軍事政變的圖謀，原來請孫中山南下的那些人，現在又來反對他了。這並不出於意外，因為那些將軍和政客們得到權力、賭稅、賄賂和其他不義之財，靠的就是他們手下的軍隊。此外，還有一些下級士兵因為缺餉或不願交出擄掠的民間財物而起來鬧事。所有這些搗亂的活動——上層的或下層的、偶發的或有組織的——都被孫中山用各種辦法（在敵對派系間搞平衡、勸說、運用策略）壓服或平息下去了。另一方面，對於學生們要求進步的遊行示威，他不但不制止，還加以鼓勵。
在政治上，在國民黨內部，孫中山努力獲得對他的新方針——聯俄、聯共——的支援。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同國民黨合作的問題上也存在著疑慮。這些疑慮到1923年6月12—20日中共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就消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