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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鬥的新聞工作者,用十分尖刻的英文文字為中國說話。像其他許多海外華僑一樣,他一直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在北京主編英文《京報》時,他被獨裁者袁世凱逮捕,幾乎喪命。他寫的東西說理明快、用字簡潔,反映了他曾從事法律和新聞工作的經歷。作為外交家,他傾向於過多地依靠個人的辯才。章克所說宋慶齡勸告陳友仁的話同她當時自己思想上的變化是一致的。
起初,她曾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外國受過現代化教育的人)是促使中國變化的最活躍的力量。在那個時期,她不可能重視群眾運動。現在,在積累了過去幾年風風雨雨的經驗之後,她正在完成一次十分重大的轉變,從對窮苦人的同情變為對群眾的信任,並最後產生與群眾完全打成一片的自我意識。
正是勞動人民,他們在國民革命軍勝利的基礎上收回了兩處英租界,並且他們的精神和力量是如此充足,以至使英國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並在實際上向武漢政府表示一定程度的承認。
這樣,雙邊會談就成為可能。在2、3月間,武漢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與英國高階外交官歐文·聖克萊爾·奧馬利交換了照會。中方承認並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內居住和經商的正常權利。這絲毫無損於收回租界一舉的劃時代意義——中國人民的意志最終戰勝了帝國主義強國的意志。為取得這一成果,宋慶齡作出了她的貢獻。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會使孫中山愉快,如果他還健在的話。
武漢(實即國民黨左派)的威望不但在國際上,在國民黨內部也在上升。1月7日,宋慶齡和陳友仁、蔣作賓聯名致電南昌的蔣介石,說明首都的軍事、經濟和外交形勢正日趨改善,特別是收回英租界“內順民心,外崇威信”,蔣介石身為國民黨領導人應到武漢來共同策進。①
①章克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曾任陳友仁(後來又先後任鄧演達和宋慶齡)的私人秘書。這一段材料來自本書作者對他的訪問,他當時雖已年逾八旬,記憶力仍然很好。
由此可見,儘管蔣介石在上個月曾明目張膽地試圖在南昌建立自己的黨政總部,他甚至於截留第二批從廣州去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並要他們投票贊同他的主張,武漢方面還是軟硬兼施地希望他以團結為重。
1月12日,迫於形勢,蔣覺得還是不要像上個月所做的那樣拒絕赴漢而是去一趟武漢更為策略。武漢黨政最高領導人(包括宋慶齡在內)到碼頭歡迎,還舉行了群眾大會,會上呼的口號除對蔣等人表示歡迎外,還有擁護政府遷都武漢及要求汪精衛回國復職的內容。在當時的公眾看來,既然原來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是因為蔣製造的“中山艦事件”而被迫出走的,那末汪的回國復職就意味著必將扭轉蔣使國民黨的政策向右轉的傾向。
但是,蔣的意圖不像武漢所希望的那樣——改善蔣同政府之間的合作(蔣作為總司令是隸屬於政府的),使北伐和國民革命繼續在更為團結一致的氣氛下前進。相反,他進行討價還價並陰謀製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個人軍事獨裁的企圖,在3月中旬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遭到了迎頭痛擊。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56頁。
可能就在這個時候,蔣在漢口日租界內設立了一個秘密機關,專門收買武漢方面的官員(特別是軍官),收買不成就進行顛覆。但這樣做對他來說還是太緩慢,所以他回到南昌之後就一心希望佔領上海後攫奪大權。他將把這座富庶的城市作為基地,依靠他素有聯絡的上海富豪,必要時還可以依靠強大的外國勢力,以壓倒武漢並制止群眾運動(由於群眾運動對他的軍事進展很有用處,所以他對這個目的暫時秘而不宣,還在口頭上說群眾運動的好話)。
在軍事上,通往上海的道路逐步開啟,為此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傷亡的主要是那些有親武漢情緒的部隊)。負責全線指揮的蔣介石使用了他最喜歡用的辦法——這種辦法在廣東的東征戰役及以後的許多戰役中都用過——戰事一起,他聰明地把自己的總部設在距前線較遠的安全地帶,並儘可能不調他的嫡系部隊(這是他的軍事和政治資本)參戰,讓其他部隊去付出傷亡的代價。但在勝利臨近時,他就立即率領這些經過休養生息、武器兵員完整無損的嫡系部隊趕往前線,以便把新佔領的地區控制在自己手中。
但上海的情況卻非蔣介石始料所及。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不是由軍隊而是由周恩來為首的地下共產黨員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從軍閥統治下奪取過來的。1926年10月,上海工人就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因組織不善而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