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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年輕時的面容，不論如何顯示本性，不能說明一個人的一生。性格可能改變，有時會改變得很厲害。但宋慶齡性格中的力量卻是始終不變的核心。
力量有各式各樣，特別從後果來看是如此。她的妹妹宋美齡和姐姐宋靄齡，她們的堅決不下於她——前者後來嫁給了國民黨的獨裁者蔣介石，後者則成為蔣的財政部長、聚斂自肥的孔祥熙的妻子。但正如30年代在她們的同胞們中間所流傳的那句話說的那樣：宋氏三姊妹中，一個愛權、一個愛錢、一個愛國——這最後一個指的是宋慶齡，她愛國愛人民。她的聲望來自她在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始終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的戰鬥經歷。至於說到財富，她是一無所有的。
在拍攝畢業照那個時候，宋慶齡已經顯示出她未來的品質和人格。從校刊中不難看到有關她的興趣和才能的線索。校刊裡一般都會寫明每個畢業生的課外活動和所得獎勵。關於宋慶齡是這樣寫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里安》文學編輯；舞蹈戲劇社社員；哈里斯文學社通訊幹事”。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題詞：“從她的兩眼和額頭流溢位內心的光彩”。①一個人能從同學中引發出如此富有詩意的文辭一定是很不尋常的——不只是給人印象深刻，而且熱誠、受人喜愛。她確實是這樣，而且將始終是這樣。
①關於採自威斯里安學院出版物和檔案的材料，本書作者首先要感謝他的朋友、《中國建設》老同事張彥，張在1981年擔任《人民日報》駐美記者期間曾赴梅肯市收集有關宋慶齡的史料。還要感謝紐約州立思派亞學院的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教授、西佐治亞學院的喬納森·戈爾茨坦教授以及北京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的傅伍儀和張愛榮女士，她們去訪問了威斯里安學院和新澤西州薩米特市，帶回了更多材料。
她在校刊《威斯里安》上發表的文章反映了許多她當時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愛國主義。
在1911年發表的《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①一文中，她寫道，中國人出國留學的目的應該是“把一切有價值的、好的東西學到手”，以便帶回國去“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各種重大問題”。確實，她還幻想現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這時才裝出一副贊同現代化的樣子——會實行某些積極的改變。而且她認為，國家的復興和進步只要增加受過西方教育的“較好階級”出身的青年的人數並讓他們有所作為就可以達到。他們將成為行政和技術進步的傳送者和教育者。他們將帶頭廢除婦女纏足、男子留辮等陋習、消除最惡劣的貧民窟式的居住條件，作為前進的起步。
①見《威斯里安》（英文），1911年11月出版，第42—44頁。這是她在校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顯然是在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辛亥革命前寫的。她署名宋慶齡（“慶”字的英文拼法稍有不同），可見她的父母雖給她取了“洛士文”這個英文名字，她的同學也這樣稱呼她，她自己在正式的場合（如載入學校紀錄的正式發表的文章）卻不用。
這是她寫的第一篇政治評論，那時才18歲。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對西方的一些體制和方式是稱讚的。即使如此，宋慶齡堅定地立足於本國。她深信，中國的革新只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他們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夠完成的。她對中國的落後狀態感到憤慨，但她沒有絲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贊成向別人學習，但她一點也不認為有必要請外國人來當指導或者監督。她也從沒有——不管是當時或以後——表示過任何想要移居國外的念頭。她回國後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為了實行她的政治信念，她從未離開過中國，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國也都儘快回來。1949年前，曾有幾次出國的計劃，由於蔣介石政權的阻撓而未實現。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她擔任了高層公職，多次出國正式訪問。但她從未為消遣或遊覽出過國。直到最後，到了暮年，她才說想再去少女時代生活過的一些地方看看，同僅存的幾位當時的好朋友見見面，但這時她的年紀已經太大了，身體也不行了。
儘管民族自尊心在宋慶齡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終沒有一點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廣泛閱讀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並且同許多外國友人聯絡或通訊。
她的父親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瓊斯·宋）很早就傾心於孫中山的共和思想。從這一點看來，她毫無根據地期望清朝政府會進行改良似乎有點奇怪。但可能當時她的父親沒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孫中山的關係告訴她，因為這是很危險的。另一種可能是，她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