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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有一個方面幫助了孫的革命工作——她解除了孫室家之累,獨力把三個孩子扶養成人(儘管孫中山和他的哥哥孫後經常寄款接濟,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對孫中山來說,他的革命活動賦予他的生命以意義和動力,艱難險阻無所畏懼。對盧慕貞來說,這樣去冒險犯難是很難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會遭殃。這個威脅確實存在,因為按照封建律令,孫中山敢於反對“神聖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應處死。為了避開這一危險,孫中山有時不得不把家眷帶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點。
辛亥革命之後,他曾把盧慕貞帶到南京,分享勝利的喜悅。她看到他就任臨時大總統。但即使在勝利之中,她在置身於他的政治世界中時,更多地是覺得不舒服而不是快樂。
1913年,孫中山在短暫的得勢之後又戲劇性地跌落下來。這在盧看來是他們又要恢復過去那種到處躲避追捕的噩夢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帶著一個女兒到東京作短暫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傷。盧覺得這不是一個好兆頭。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她也覺得不是很安全。孫中山有很多敵人,獨裁者袁世凱同清廷一樣,到處派出間諜和殺手。
因此,盧慕貞同意孫中山找一個比她自己更適於一起生活的伴侶。她知道他已經找到這樣一個伴侶,可以同他一起工作並隨時隨地照顧他,表示很忻慰,但她起初認為沒有必要離婚——為什麼這位新夫人不能做“側室”呢?在中國古老的傳統中,“側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為丈夫納妾是完全正當的,並且常常是得到元配夫人的同意(有時是作主)的。
但對具有現代觀念的孫中山來說,納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國消除的最令人厭惡的落後陋習之一。對受過美國教育的女青年宋慶齡來說,當然更是如此。但據說,她曾表示為了幫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她不惜作出個人的犧牲。孫堅決不同意讓她這樣做。
不管怎樣,當朱卓文把盧嘉貞帶到日本來見孫中山時,離婚的事情很融洽地解決了。雙方簽署了一份由東京著名律師和田瑞草擬的檔案。(幾個月之後也是這位和田瑞律師草擬了孫宋結婚誓約書並作證。)
在6月28日,日本外務省的暗探盡職地注意到,孫中山發了一封掛號信給慶齡的父親——在上海的“查理·宋”。五天之後,他又給同一地址發了一封給慶齡的電報。這封電報她有沒有收到是個疑問,因為這時在宋家內部發生了一場尖銳的衝突,她失去了行動自由,她個人的信件也被扣了。
她離東京回上海之前,曾同孫中山商定,她要去爭取父母同意他們的婚事。但一到上海,她就發現兩位老人家已另有打算,要把她嫁給城裡一個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子弟。她一生中第一次不聽他們的話,宣佈除了孫中山她誰也不嫁。兩老勃然大怒。他們說,孫博士已經有了妻室子女,他做她的丈夫年紀太大了。他連她的生活需要都無從保證,更談不上享受。對作為一位革命家的孫中山,他們是尊敬的,但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女兒去過他那種危險而又困苦的生活。但慶齡不為所動。在折磨人的爭執中,她昏了過去,等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樓上臥室的床上,經過情形卻一點也不記得了。臥室的門已被反鎖。她剛才在父母面前強忍住的淚水一下子如泉湧出。
1915年10月初,孫中山又派他信任的使者朱卓文到上海去把慶齡接回日本。朱是孫的同鄉,曾在美國住過幾年,有個女兒,英文名字叫“慕菲雅”,是慶齡兒時的朋友。他們父女兩人到了上海,設法同慶齡接上頭。她偷偷溜出了屋子,給父母留了一張字條。這次出逃後來被編成像《羅米歐與朱麗葉》中“陽臺加梯子”那種場面的浪漫故事,但慶齡自己從來沒有加以證實過。真正的戲劇價值倒不在於經過的細節,而在於這一事實,即:儘管外表柔弱、內心敏感而外在的阻力又大,慶齡一旦作出決定,她的意志就如鋼鐵。這是顯示這一品質的無數考驗中的第一次。
孫中山對他的新夫人和過去的夫人都關懷備至。對盧慕貞,他始終是公允和友好地相待。在他的故鄉翠亨村,有一間紀念他的陳列室,裡面至今儲存著他在同她離婚後的一年裡給她寫的六封信。他在信上按中國家庭的習慣稱她“科母”(他們的兒子名孫科)、自署“科父”或“德明”(他們婚後所用的舊名)。他提到給她的家用匯款(每月100至200銀元)和他的身體狀況,並問候她的健康。他要她別想念他,告訴她怎樣分配他託她經手的給家鄉窮困親戚和村學的捐款。
(一)同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