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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最後指出：“雖然在政治上中國與別國平等了，但在經濟、教育和科學發展方面，我們還沒有同先進國家取得平等地位。為了縮小這一差距，現在我們正在進行新的長征，即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實現這一目的所作的努力中，我們尋求同一切願與我們互利合作的人們進行合作。”
1979年是關鍵性的一年，因為1978年底中共中央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領導下，透過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對此，她是積極擁護的。在給友人的信①中，她說：
①指給美國理查德·楊的信，1979年2月15日。
“民主和法制開始佔上風並顯示出來一最近舉行的黨的三中全會是一大勝利。我們正在集中力量使我們的生產、學術和國防現代化”。
她也尖銳地指出了她所認為的仍然存在的弊端：
“……我們仍不能、也不去把幹部安排在恰當的位置上，常常指派某個不合適的人去擔任他（她）所擔當不了的工作。”
她贊成放寬某些過分死板的作法，例如高考錄取的新生統由國家分配到指定的學校就讀，這些學校往往離家很遠，但考生本人很少或沒有選擇的機會。“除非我們改善目前的幹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們為‘現代化’所作的努力將告失敗！”
她的總的看法是：“任何集體的利益都必須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和選擇”，否則就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三）緬懷英烈、先賢和戰友
面對未來，她從不忘記過去。在耄耋之年，在一系列為紀念英烈的題詞中，她表達了她所看到的中國百年鬥爭經歷的意義以及她自己的傾向。
1980年是鴉片戰爭140週年，她為廣東東莞縣虎門人民抗英紀念館題詞：
“虎門是1840—1842年中國人民銷燬鴉片、廣州人民組織武裝鬥爭團體如平英團等抗英的地方，當年中國人民在虎門表現的愛國精神和進行民族革命的勇敢行動永誌不忘。”①
①影印原件載《文物天地》，1983年第1期。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356頁。
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即1981年，她還積極參加了辛亥革命70週年紀念的籌備工作。這不僅是為了紀念孫中山領導的這一革命，也是為了向臺灣當局呼籲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對此她是完全贊成的。在她心裡又重新燃起了為全民族的利益實行國共重新合作的希望。為了促進這一努力，她希望同她的親人（包括妹妹美齡、蔣夫人）重聚，此事後面將作敘述。
1980年，她還主持了紀念蔡元培逝世40週年的集會。蔡元培是著名教育家，早年參加過孫中山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的起點，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對運動表示贊同。他還認為在大學和學術機構中應該允許對各種學說進行傳授和研究，所以他聘請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到北大任教。
宋慶齡稱讚蔡元培提倡科學和民主，主張言行一致和百家爭鳴，培養教育了一代人。他支援學生愛國運動、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堅持保障人權（他和好友魯迅都是30年代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贊同國共合作、力主全面抗戰；他對中國的教育、科學事業和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她最後指出，今天紀念蔡元培有重要意義，他的精神可以激勵知識分子更加奮發圖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①
①宋慶齡講話載《人民日報》，1980年3月6日。
在這一年裡，她還深情地懷念她的戰友魯迅和鄧演達。
關於魯迅，她寫道：①
①《序〈魯迅畫傳〉》（1980年9月27日），載《光明日報》，1981年6月6日。
“魯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用犀利的筆作武器，衝鋒陷陣，不屈不撓，以畢生的精力，同腐朽邪惡的反動勢力進行了勇敢而堅韌的鬥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身的高度熱情與戰鬥形象，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魯迅精神……將永遠鼓舞我們更好地團結，‘奮然而前行’，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奔向我們的偉大目標。”
關於鄧演達，她為《鄧演達文集》題寫書名並題詞道：
“鄧演達同志艱苦卓絕，忠勇奮發，忠實革命，為他逝世五十週年出版文集，以志紀念。”①
①手跡見《鄧演達文集》。參閱季方著《宋慶齡同志是中華民族的一代楷模》，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