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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齡）“一句話帶兩聲喘地談，談，談了足足20分鐘。我的廣東腔北京話，她常常聽不清楚。她的上海腔北京話，講起來也非常費力。於是我們只好用英文交談了，這是長期以來，她同我談話時使用的語言。……叔婆說：‘你們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謝。”……‘如果我有什麼問題的話……’……我那時認為，不能讓她苦痛地勉強講話了。我忍耐心情的激盪，向她說，‘叔婆請放心。我們將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①廖承志著《我的弔唁》，載《宋慶齡紀念集》，第63—65頁。
“……我向她說：‘……請您好好好好休養。我明天再來看您。’叔婆又微笑了。她說：‘明天……明天……’……那是她最後一次所作的時間最長的談話。……
“明天自然我又去了，那以後，她已在半昏睡狀態中，再也沒有能力開口說話了。”
廖解釋說，宋慶齡所說“如果我發生什麼問題的話……”就是說她死後要把骨灰送回上海，同她的父母和李姐安葬在一個墓地內。“共產黨員宋慶齡同志的腦中，永遠不曾有過‘特殊’兩個字。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從未想過身後作什麼特殊安排。臺灣有些人說，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過這些。中山陵的建造構思，她不曾參與過半句，也不願中山陵因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現在為此而花費國家、人民的錢財。”
＇易簀前後＇
本書作者是在5月18日凌晨兩點接到通知趕往她的寓所的，因為看來她已處於彌留狀態。和我同去的有《中國建設》的兩位同事林德彬（他曾長期在來手下工作）和吳佟。領導人、親屬和朋友都聚集在那裡，準備最後的悲痛的告別。她安靜地睡在自己的床上，四周是各種各樣醫療器械，因此在這個很大的房間裡，大部分地方現在顯得有些凌亂，但居於顯著地位的仍然是那些表現主人性格和生活習慣的陳設。靠窗邊的她的寫字檯上仍很整齊，還放著她最後寫作的東西。在另一角落裡，靠牆放著的是僅次於打字機的她的常年伴侶——一架黑色的、豎式的老鋼琴。打字機是她60年革命生涯中的武器，又是她同外部世界溝通的渠道。鋼琴她雖從未在公眾面前彈奏過，但幾乎每個晚上她都要彈琴自娛。彈琴也使她懷想小時在上海的生活（她在父親唱讚美詩和美國南方小曲時常為他伴奏，有些舊樂譜還儲存著）和青年時期在美國威斯里安學院上學時的情景。
她看上去臉色不是蒼白而是發紅，嘴唇有點撅起——似乎不喜歡在她這個一向安靜的退居之所出現忙亂的現象。在最後幾年裡，她體重增加而雙腿無力，所以不止一次在臥室裡摔倒受傷，但她始終不要任何人住在她的屋裡。
本書作者下次見到她時，她已故世，（5月29日晚8時18分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遺體停放在另一室內。臨終前折磨她的病痛現已過去，她的遺容顯得十分安祥。親屬們在守靈，領導人和好友們魚貫而行，最後告別。
（八）高風亮節國之瑰寶
＇哀榮、安息＇
接著移靈至人民大會堂舉行連續三天的弔唁、瞻仰遺容。她安臥在水晶棺中，上面覆蓋著有鐮刀斧頭的中國共產黨黨旗。共有12萬人前來弔唁，其中有許多少年兒童、還有在北京的一百多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和她的外國友人。
《人民日報》於5月31日發表了題為《高風亮節國之瑰寶》的悼念社論。
治喪委員會向在臺灣和海外的宋慶齡親屬和友好發出邀請，歡迎他們前來參加喪禮。親屬中包括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孫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蔣經國、蔣緯國以及宋靄齡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傑、孔令儀、孔令偉等。治喪委員會還通知，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的專機可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費用由該會負擔。（但臺灣電信局顯然奉上峰的指示無理拒收這些電報。）①
①新華通訊社1981年5月29日、30日及6月2日電訊稿。
孫科夫人陳淑英獻的花圈上寫道：“沉痛哀悼親愛的媽媽——兒媳陳淑英敬輓”，擺放在棺前，還有其他到場的親屬們獻的花圈。從美國發來唁電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長女。
宋美齡沒有作出任何反應，看來她還在堅持她的那套政治，儘管她一定會懷念她們的姐妹之情。在表面的沉默下，事情可能要複雜得多。廖承志後來在一篇講話中說①，北京這些電報發出後，特別是邀請宋美齡參加葬禮，“蔣經國很惱火，又派人到美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