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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伯格的立場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訪問八路軍歸來後，對於國民黨拒不發給中共領導的部隊以醫藥供應品，極為憤怒，並且後來在史迪威將軍的支援下，送了一些進去。
自從埃德加·斯諾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1937年出版以來，1944年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對延安的先後訪問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關於中共領導的地區的親見親歷的充分資料。對現實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地區已發展成為一支力量，它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以及戰後中國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關於記者團的訪問，宋慶齡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寫道：
“大約4個月前去訪問延安的記者們已經回來了。他們都為在那裡所看到的偉大行動而熱情高漲，還有那裡豐衣足食和進行大生產（雖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們該改變看法了……他們已不再僅僅是些游擊隊員，而是生氣勃勃的九千萬人口……為抵抗日本而組織起來。確實，他們不用懼怕任何國內或其他敵人——這是個解放了的區域。在黨的大會之後，他們將會發表一些令人大吃一驚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動……”①
①《美國軍醫M·S·卡斯伯格少校給司令官（史迪威將軍）的報告》，多年後她公開發表。見《在中國失去的機會——謝偉思戰時報告集》（英文）。另一個報告是《一位美國醫生1944年夏訪問中國游擊區後關於游擊區醫療服務的報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沒有寫明，由紐約美國援華會油印後自行散發。
當美軍觀察組繼記者團之後出發赴延安時，她評論道：“兩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領的一組20名軍官啟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謝偉思也在這興奮的人群之中。由於Y城的地面非常泥濘、天氣又不好，飛機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沒人受傷……我真是高興，因為有200多磅醫療供應品送到了我們支援的醫院，還有3架顯微鏡和磺胺藥品。”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1945年4月舉行的，關於召開這次大會她可能早有所聞。
宋慶齡同史迪威及其僚屬、還有外國外交官（特別是一些同清中國、有民主思想的年輕外交官）的接觸，無疑有助於不少人瞭解和讚賞中國進步人士的觀點和情緒。這一點由於中國國內局勢的惡化而更顯突出。對於其他國家參加對日作戰，國民黨不是把這一發展看作加緊抗日的良好時機，而是表現得越來越傾向於讓別人替它打仗，自己則儘量儲存軍隊和軍需供應品（包括來自國外的日見增加的供應），以便將來進行反共內戰。
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記載了他同宋慶齡的重要談話。謝偉思在中國出生、性格直爽、當時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個年輕秘書，被派到史迪威將軍總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報告中說，宋慶齡在這次談話中表現得比過去四五次談話的任何一次都來得“更坦率，並且顯然已經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幾個組織”來邀請她去訪問美國，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著國民黨“卻乾脆對她說，不准她出國。”她認為，這一禁令是出於“她的家族和國民黨高官”對她發給美國救濟團體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工因為她在信中揭露了國民黨對中共領導的區域實行封鎖，要求國外援助的醫藥用品平等地分配給所有對日作戰的中國軍隊。這事發生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張治中將軍一個接一個地來拜訪她。這些人——用她自己的話說——都來對她蝶碟不休地進行“幼稚可笑的說教”，說“中國的家醜不可外揚”。她的家族也“很生氣”。①
①宋慶齡由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8月5日。
她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WTC（吳鐵城）讓自己擔起了當面申斥我的任務。他還不滿足……又讓H將軍（何應欽）的代表……幫他來圍攻我。他們不承認事實，只是一個勁地責備我呼籲解除對游擊區的封鎖。”①
①謝偉思書，見本章注12，第108—109頁。
謝偉思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及國民黨權貴的關係看作是衡量國民黨同開明人士之間關係的標尺。這種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實，不像近來有人把宋慶齡同她的家屬的關係情緒化，似乎他們之間的骨肉之情勝過政治上的分歧。親人之間的感情當然是存在的，但對宋慶齡來說，原則決定一切。
讓我們再來引幾段謝偉思的話：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