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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鬥爭，不僅包括了中產階級並且擴大到工人和農民階級裡面去了。中國不僅看到了個別婦女的卓越表現，而且開始看到婦女們在……群眾鬥爭中英勇活動。”
她帶著深厚的感情，回憶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農村婦女和女學生和軍隊並肩作戰的情況。“在這鬥爭過程中，許多從農村和工廠裡來的婦女，脫離了半奴隸的地位……成長為十足的人和領導者了。封建反動頭子所以痛恨那時候的‘短髮女子’並且大批屠殺她們，使城市的溝渠被她們的血染紅，不是沒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揮機構中也有婦女的代表參加。她舉出了何香凝、鄧穎超和蔡暢。（她從不提自己，這次也不例外。）她特別說明，鄧和蔡“是共產黨的主要幹部（共產黨對當時的運動是有莫大貢獻的）。”如同上面提到國民黨的恐怖一樣，這些話對重慶那些當權者是刺耳的。
像她一貫所作的那樣，她把婦女解放擺在為民族獨立和民主而鬥爭的全域性之中。“當一個國家有一半公民受到另一半公民的支配時，這個國家就不能算是自由的國家。”所以中國婦女“不是在內容貧乏的‘女權主義’的旗幟下，而是作為整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進行鬥爭的。”
她接著詳細地敘述了1925—1927年革命被出賣之後，婦女解放運動也同時被叛賣了：
“被右派所奪取和死也不放的國民黨，裁去了曾對它的勝利大有貢獻的婦女部。有些婦女仍然能在名義上繼續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但這不是由於她們自己的工作而是由於她們死去了的丈夫曾居於黨的領導地位的緣故。她們並沒有向這種新的趨勢低頭，她們流亡到國外去，宣佈她們反對這種倒退。”
大家都能看到，她這裡指的是她自己和何香凝，她們拒絕使自己只成為擺擺樣子的。已故領導人的遺孀。“但是，不幸也有其他一些婦女卻和現狀妥協，並且勸那些處境較劣的姊妹們放棄爭取廣闊生活的鬥爭。這是一個黑暗的時期，內戰進行了十年之久，而媚外的政策卻使日本人控制了我國很大部分領土和我國很大部分政治生活。”
這些話讓國民黨內那些高貴的夫人們（包括她的姊妹）聽了也是不會舒服的。
宋慶齡接著強調指出，席捲全國的抗日救國運動以及後來抗日戰爭的爆發，為中國婦女帶來新的希望。
在戰前的救國運動中，女學生和男學生一起“參加了抗議示威遊行……實行絕食，冒著警察的毆打、監禁和槍斃的危險而大聲疾呼。1935年底，北平的學生趕到街頭，準備用他們的肉體來阻止日本人在中國文化首都建立傀儡政府的陰謀。……中國婦女會永遠記住，當遊行隊伍被阻於上了鎖的城門之前的時候，有一位參加遊行的女學生①將她瘦小的身子從門底的縫隙鑽了過去，不顧守兵們揮舞著的大刀，向他們解釋示威遊行的意義，並要求這些守兵開啟城門，放學生透過。”
①《為新中國奮鬥》，第125—137頁。
在上海，新成立的婦女救國聯合會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她們所呼的口號之一是：“婦女們只有參加抗日才能解放自己！”這個新的團體還成立了職業婦女、教師、學生、工人、家庭婦女等許多分會，出版了刊物，同其他婦女組織（包括基督教女青年會）建立了聯絡。
對於1936年上海和青島日商紗廠中女工的罷工鬥爭，宋慶齡特別表示敬佩：
“她們的勇氣甚至於比學生們還要大，因為她們所遭遇到的不僅是暴力而且是立即捱餓。這些工資少得可憐的女工們，身上穿著縫補過的衣服，頭髮上沾滿棉絮、從小起就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時，許多人已經得了致命的肺病——她們將永遠成為我們民族覺悟歷史上的英勇人物。”
工人們的鬥爭啟動了其他社會階層。為了支援他們，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位領袖——其中之一是女律師史良①——被捕入獄，並有被判死刑的危險（即“七君子案”）。這一事件進一步掀起了全國的抗議浪潮，宋慶齡站在最前列。
①這個女學生就是陸璀，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以後她歷任全國學聯宣傳部部長、全國婦聯國際工作部部長、對外友協副會長，多出席重要國際會議，並曾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執行委員和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中美友好協會副會長。
抗戰來臨——中國婦女很好地迎接了這一偉大的考驗。有的看護傷員；許多人不顧艱難險阻，偷越敵佔區的封鎖線去大後方或中共領導的游擊區。留在敵佔區的人，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