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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報》,1956年1月8日,收入《新華半月刊》1956年第3期。

在巴基斯坦,她強調不但應該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如中國建立和平的關係,與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她顯然是指印度——也應如此。

正是這些希望亞洲人捐棄前嫌、並肩屹立的號召極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國《時代》雜誌上的一篇唾沫飛濺的評論可作一例:

“現已六十一歲的孫夫人是一個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處兜售紅色中國的共產黨路線的販子……赤色份子的戰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脫離西方陣營……”①

①《叫賣共產主義的人:孫逸仙夫人》,美國《時代》雜誌(英文),1956年2月6日。

僅僅幾年前,同是這本喜歡濫用形容詞的週刊,還在令人作嘔地稱頌她:“小個子、有精神、堅貞不屈的孫夫人……是中國的民主良心”,“文雅的孫夫人……為她已故偉大丈夫的自由主義的、民主的綱領仗義執言”,如此等等。①

①這裡的引文分見美國《時代》雜誌(英文)1943年2月15日一期所載《中國:黑暗時刻》一文及1946年2月14日一期所載《來自重慶的呼聲》一文,後面一篇文章還配了一張宋慶齡的照片,說明是:“另外沒有人敢這麼說”。

(她的已故偉大丈夫的學說毫無疑問是主張民主的,但絲毫不是自由主義的。無論在社會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轉向同蘇聯結盟之前很久,他已經作出結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護資本主義的,宋慶齡的觀點不是背離了、而是繼承了他的學說。)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緬甸一樣,她宣揚的不止是現代化。她在達卡大學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典禮上的講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達卡當時是東巴基斯坦首府、現為孟加拉國首都。)她自己後來回憶說:“……我在講話中著重提出歷史科學研究的重要。我說,人類的進步是愈來愈快的,這固然是由於文化的積累,可是也由於人類對歷史的認識程度不斷的提高。廣大人民一旦有了這種認識,就發生偉大的力量。歷史證明凡是覺悟了的人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義的統治,爭取了自己國家的獨立。”①

①同注36。

從這裡,人們似乎聽到了孫中山“知難行易”和馬克思“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訪問巴基斯坦半年之後,宋慶齡又率團訪問印度尼西亞。她在講話中說,“在你們為民族自由而鬥爭的那些年代裡,我們的心常常是同你們在一起的;我們之間友誼的增長和我們的合作的擴大,對於必將屬於我們的最後的和必然的勝利,是重要的。”她敦促幾百年來一直住在這個群島的千百萬中國人同僑居國建立堅實的聯絡。①

①《人民日報》,1956年8月15日。

蘇加諾總統在歡迎國宴上的講話中說,他年輕時曾讀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並把它譯成印度尼西亞文。正是這部書鼓舞他去為祖國的自由而奮鬥。他說,孫中山早就高舉的旗幟不僅僅是為了中國人,也是為了所有的亞洲人。他同尼赫魯一樣,對於現在稱為“第三世界”(當時還沒有這樣的稱呼)的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表現出強烈的關注。

這樣一種情緒的象徵就是萬隆——1955年4月,在這個印度尼西亞城市,從殖民主義壓迫下取得獨立的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舉行國際會議,表現出亞非人民團結一致、反帝反殖、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友誼的精神(通稱為“萬隆精神”)。在訪問這座城市時,宋慶齡說,“歷史上還很少有一個城市……曾象萬隆一樣贏得這麼多人的心。”①她還代表周恩來總理——他為這次歷史性會議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貢獻——向萬隆人民致意,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來在思想上的諧調一致。

①《解放日報》,1956年8月20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253頁。

在印度尼西亞,她強調了本國國內和泛亞團結的重要性。她說,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把所有為民族自由和社會進步而奮鬥的人結成統一戰線,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她是在鼓勵在蘇加諾的民族主義者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人之間剛露端倪的聯合能發展起來。印尼右翼勢力是反對這一聯合的並不久就加以破壞。

'越南:同胡志明的會見'

這些年,越南還在為民族解放而無比英勇地奮鬥。宋慶齡雖不能前去訪問,但以極大的同情關心著鬥爭的發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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