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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的保衛中國同盟的贊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種觀點的美國人……後來，在當時幫助我們的工作的一些美國人開始認為，他們能夠指令中國接受怎樣的政府統治，因此，我們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為在美國受到了壓力而離開了。有些繼續根據他們認為中美兩國人民能夠而且應當在彼此尊重的基礎上和平相處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稱為惡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將認識到鮑威爾夫婦的案件是這種迫害的顯著的例子。鮑威爾夫婦在中國出版了三十年之久的美國雜誌贊成上述的意見，他們並不害怕在回國後把這種意見在本國同胞之間傳佈。鮑威爾先生正被指控為犯有‘叛國’罪。他的夫人因受到公開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們的幾個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牽累……
“是否要我們認為，美國政府認為唯一愛國的美國人是那些對我國的關心僅限於追求戰爭和顛覆我們在鬥爭了一個世紀之後才建立起來的、而且我們在實踐中發覺非常適合我們的制度的美國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國大多數同胞也是這樣——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愛好自由的美國人也是持有這種見解的。
“在中國，主張國際間保持良好關係和和平共處，即‘自己活也讓人家活’這一顛撲不破的原則，已經認為是同起而維護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上安排各種事務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一樣，同是愛國主義的一部分……
“我國的大多數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國人民會允許他們的理性和勇氣被淹沒，像德國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氣曾一度被淹沒那樣。”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組成了一個“鮑威爾一舒子章後援會”，由耿麗淑任秘書，成員中有中國人、美國人及當時在中國的其他外國人，大多是同鮑威爾夫婦相識或與《密勒氏評論報》有關係的人。後援會成功地使這三個被告所聘請的“公民自由事務”律師威林來到中國——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個突破，因為當時美國政府一般不許持美國護照的人到中國旅行。中國提出願為證人去美國加州法院作證，為被告辯護，證明被告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的內容屬實——特別是在細菌戰問題上，因為許多人是在現場目擊的。但要這樣做，必須由美國同中國根據國際慣例簽訂司法互助協議。當時的美國政府甚至拒絕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故對此不作回答。辯護律師於是申訴，被告團召喚為他們作證的證人受阻，被剝奪了得到公正審訊的權利。這可能成為這個明目張膽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後終被放棄的主要理由。
（五）家常聚會
不論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慶齡都喜歡在家裡招待客人——還常常是用自己家裡做的菜。客人中有貴賓、也有私交；有高階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在中國人這方面，這樣的家庭式聚會使她同別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變得溫暖和活躍。在同外國人交往中，這樣的聚會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種特殊的活動空間。
她在家中招待過的中國客人中有毛澤東和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如果情況許可，她會同時請一批人來。如1963年保衛中國同盟（她所鍾愛的中國福利會的前身）成立25週年時，她就同時邀請了周恩來和夫人鄧穎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樣，是國家副主席）、陳毅和聶榮臻元帥，還有中國紅軍最早的軍醫之一傅連障大夫。她請這些人並不只是考慮到他們的地位。他們有的同保盟有關係、有的接受過保盟在戰時的援助（透過轄區內的國際和平醫院）。
曾赴宋慶齡家宴的外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有胡志明（越南）、伏羅希洛夫元帥（蘇聯）、尼赫魯（印度）、蘇加諾（印度尼西亞）和恩克魯瑪（迦納）。
其他在歷史上和社會上聲望卓著的貴賓中有墨西哥前總統卡德納斯和思想進步的比利時皇太后伊麗莎白。
在非官方的來訪者中有一些美國人，他們用不同的辦法（包括改變國籍）繞過了中美建交前美國政府關於禁止來華旅行的規定。在這些人中有幾位是美國黑人——年逾九旬的傑出學者和民權運動領袖杜波依斯博士（他為了抗議美國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為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成員、後在英國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務專家著稱的克勞迪婭·瓊斯；黑人鬥士羅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貝爾。宋慶齡在會見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