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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齡，要她去找她的外國朋友給她們到專供外賓的商店裡買東西。雖然她總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但這樣做使她處於一種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寫信給一個外國朋友說，這兩個女孩子“看見同學們穿肉色絲襪，一心想要，但這東西只有友誼商店賣”，所以請這位外國女友幫個忙。另外一次是要買捲髮器，“這兩個孩子……在別的鋪子裡買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車送這位外國朋友帶這兩個糾纏不已的女孩子專門去採購。後來，當她這位朋友打算去國外旅行時，她又寫信說一個女孩子Y要個手錶，兩個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慶齡致奧爾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這兩個女孩子還要她利用她的影響力去為她們的朋友們辦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點的那個女孩子Y要她寫一封信給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師，希望這位女教師設法錄取“一個很好、很聰明的年輕人……一個品格優秀的人”。這位女教師答應盡力去辦，宋慶齡寫通道謝。但沒有過幾個月，這個女孩子對那個小夥子的熱勁兒就過去了，於是宋慶齡又不得不寫信給那位女教師說，那個年輕人是個騙子，逃避勞動，所以已經不許他再來往了，請這位老師也別讓他再來糾纏她。宋慶齡為上次介紹這個年輕人表示歉意，說她當時這樣做是因為這個女孩子“求她……幫助一個好同志”，而現在這個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她不無苦惱地說起“在北京飯店的美髮廳裡閒聊時，一個朋友責怪我沒有把Y教育好。……確實，我管不了她的行動和她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樣子。”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裡，她抱怨這個女孩子追求尋歡作樂的奢侈生活，像中國許多城市年輕人一樣，以為這是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個美籍華人婦女“有大商人的頭腦、淘金髮財很有門道……把她拉去當嚮導（上高階餐館等等），違揹我的意願……”結果是這個女孩子天天出去，丟下工作，“聽他們吹美國生活怎麼怎麼好，聽得腦袋都暈了。”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華裔理查德·楊也幫助過這兩個女孩子，她為此也很感謝。在給楊的信中，她說到這兩個女孩子既給她樂趣，也使她煩惱。在有一封信裡，她為大的一個女孩子生氣地說：“我現在要像一隻老母雞看小雞似的成天看著她。我真希望有個合適的人來解除我這個包袱！成天的電話，不是打進來就是打出去，大家都頭疼極了。也許我老發蕁麻疹就是被她氣出來的！”①
①同上，1978年6月21日。
從這兩種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終沒有能夠解脫出來。在那個十年和其後的十年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國家庭中，這種情況並不是少見的。在這一點上，她也和大夥共命運、同境遇。
關於這段“文化大革命”時期還可以講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顯示，這個充滿考驗和磨難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後來是痛苦和錯綜複雜的情況——是怎樣在公私兩個方面都使宋慶齡蒙受重大影響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又帶著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樂觀精神重新出現，不但毫不褪色並且隨時準備以新的幹勁來加以表現。這個新時期的開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幫”的垮臺——對此，她在給友人羅叔章的信中這樣說：
“我將以無可比擬的歡樂來慶祝這個節日！”①
①羅叔章對本書作者的談話。
第二十章 金色的餘輝，1976——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宋慶齡已84歲高齡。在她的生命的最後五年裡，儘管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她卻非常忙碌，而且做了許多事情。她的活動和著作為數日增。《宋慶齡年譜》中，1976和1977年僅各有1頁，但從1978到1980年，每年都有6—8頁。1981年5月她就去世了，但這5個月的記錄也有6頁。
這種意志力和能量在晚年的迸發，反映出她對祖國和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前進的信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仍像半個世紀以來一樣，絲毫沒有因為近期發生的局勢反覆而減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