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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張報紙上說，養鴿子也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她聽說後命令把她養的一群鴿子都處理掉。她養鴿子不只是因為她喜歡這種文雅的飛禽，還因為紀念孫中山——他也喜歡鴿子。她身邊的工作人員知道她多麼愛鴿子，所以不同意執行她的命令。他們爭辯說，鴿子是和平的象徵，不應該受到傷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務人員和警衛人員——由有關單位派來——也起了變化，有人要求把院子裡的“四舊”除掉，所以原來掛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聯都被拿掉了。
為了排遣憂傷和孤獨，她常常彈鋼琴、畫畫（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藝（她會繡花和編織）。有時她看看舊照片，有她婚後生活的、還有她的雙親和兄弟姐妹的。
她對身邊工作人員的關懷一如往昔。當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時，她要那些住房不結實的工作人員把家屬都搬到她的寓所來住，因為這是過去的王府，建築堅固，也沒有受地震的影響。她仍保持著老習慣——常給工作人員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禮物，如冬天送他們暖和的手套、給他們的嬰兒送奶粉和小衣服、給他們的大一點的孩子送書，等等。
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訊外。她還為其他一些個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陳乙明（參見第十五章）。這位印度尼西亞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會計師，抗戰期間在香港為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及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華僑——在國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國上學的），但隨時準備為推動祖國的進步竭盡自己的力量。“儘管他的生活充滿憂傷，……他奮力拼搏……對我們的中國，他永遠樂於效力。”①宋慶齡在這裡既突出了她最欣賞的個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奮鬥），又指出了她所認為的生命有無意義的試金石（為祖國效力）。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憂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裡，她的病痛繼續折磨她，並且常常因為心境不好而加劇。
1973年年中，雖然局勢的緊張程度已趨於減弱，她在給友人的信中仍說，“5個多月來苦於神經性皮炎……奇癢，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說，“我的兩條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縮……希望我能學會自己走到浴室裡去……”，“醫生要我穿鋼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慶齡在北京致“親愛的鄰居”，1973年6月15日。
後來又添了些新的麻煩，從氣管炎引發高燒，長時間臥床，到關節炎和四次摔跤受傷，其中一次是從樓梯上摔下來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緒依然是飽滿的，在剛過80歲生日後的一封信中，她這樣寫道：
“我對於老之將至毫不擔心。我努力使我的頭腦保持年輕和健全、因為有許多年紀較長的人並不由於‘年老’而減少對人民作出值得稱道的貢獻……只要我能離開醫生的治療，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崗位上去。”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親愛的鄰居”，1973年3月23日。
像過去一樣，她對自己健康情況的抱怨並不是顧影自憐。而是因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氣。有一次因病沒能去聽倫敦交響樂團的訪華演出，她很沮喪。這個樂團能來北京本來使她很高興，因為這顯示出中國對外比較開放了一點，也因為她很愛古典音樂。（在“文革”初期，貝多芬也被禁，說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蝕作用”。）
＇兩個女孩子＇
在這段時期裡，兩個由她撫養大的十幾歲小姑娘給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減少一些寂寞，但也帶來了許多煩惱。這兩個小姑娘的父親曾是宋慶齡的警衛員，後患了癱瘓，家裡孩子太多，無法撫養。像一個寵愛孫輩的老祖母一樣，她過分溺愛這兩個孩子，對她們幾乎沒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讓她們去見她的客人（有時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們自然也逗她們、誇她們——這對她們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所以，雖然她安排她們去參軍（一個在文工團、一個在衛生隊），但她們長大後卻成為一種逐漸擴大的社會現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並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這種情況在許多“高階幹部”子弟身上也有，後來又擴大到更多的獨生子女身上，成為中國在以後時期的一個社會問題。
從70年代初期開始，她們就纏著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