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

第35部分 (第2/4頁)

共產黨和共產黨人的經久不衰的尊重：“她問我當時是不是共產黨員。我說，‘不是’，因為我還沒有加入……她說，成為共產黨員是件好事，‘為什麼要否認呢？’”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第228—229頁。胡在1926—1927年期間是四川婦聯的幹部，並曾是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女學員，還擔任過國民黨漢口市特別黨部婦女部長、武漢總工會女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她是在這裡認識何香凝的。據說，她是茅盾小說《虹》女主人公梅女士的原型（見蔣洪斌著：《宋慶齡》，第71頁）。

她脫口而出的這句答話可能有這樣的意思：夢醒不承認是黨員是黨的地下工作紀律所要求的，但是在她面前又何必這樣呢？這裡也許表示出她有一點不高興，但她的活說明，她認為共產黨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正確的歸宿。

把胡蘭畦介紹給宋慶齡的也是廖家。胡是四川人，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當時在柏林留學。慶齡對她很友好，常幫助她。她是共產黨地下黨員，經廖承志介紹加入德共的華語支部（當時在國際共運中，外國人可以被接受參加居留國的共產黨，常編人特種語言支部）。按照當時的黨紀，非經特准，她的黨員身份不得公開，因為身份暴露就不能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工作並將危及她自己和朋友們的生命安全。她在回憶錄中寫道：

“宋先生在柏林不是過離公生涯，而是勤奮學習，努力從事革命工作。她生活嚴肅，待人和靄可親，對朋友肝膽相照……她也常到我的寓所來看何（香凝）先生，兩人熱情地談論中國革命前途，有時也談德國革命的歷史，使我很受教育。

“我因何先生的關係，認識了宋先生。我對她很敬重……雖然由於紀律約束，我沒有把參加共產黨的事告訴她，但其餘的事，我們無話不談。

“宋先生很能體貼人。她從何先生那裡知道，我當時的經濟有困難，就每週都買一些雞、魚、肉、菜來我寓所做一頓中國飯吃。她拿來的東西，幾乎夠我一個星期的需要。這是她有意幫助我，給我解決生活困難的一種巧妙辦法，我非常感謝她！”①

①羅蘭·費爾伯教授書，見前。

宋慶齡同德國共產黨人的接觸很少並且非常謹慎。她只同歐文·霍佩公開會晤。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國際保衛革命者委員會”中央機構的成員，這個組織募集資金為被監禁的革命人士提供法律保護和物質援助，西方知識界中有許多人參加或贊助。在這個組織在柏林舉行的集會上，宋慶齡會見了不少德國著名作家、藝術家、教育家等。①

①同注2，第244頁。

1931年夏，從國內傳來宋太夫人病重的訊息。7月23日，宋太夫人在青島——因避暑從上海移住在這一濱海城市——病逝。

慶齡動身回國並邀胡蘭畦同行作伴。她答應胡，將來不論她要在國內找工作或仍回柏林繼續學習，她都會幫助她。胡向柏林的黨小組彙報請示，得到批准。但她從中國回柏林後卻被黨組織開除了。她記述道：

“早在我陪宋慶齡先生回國之前，我就發現：我們＇德共華語支部＇柏林小組內有少數同志當時很信奉宣揚‘左’傾立三路線的文章。他們……盲目輕視一切非共產黨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們對當時也在德國的宋慶齡先生不理解。總認為她不是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大官。個別同志甚至還說些無聊的話。這使我非常氣憤。因為我在國內、在柏林和陪宋先生回國途經莫斯科時，都曾親自見聞，無論是我們黨內的重要領導同志，還是德共中央、蘇共中央的領導人，他們在言談行動中，對孫先生都充滿著敬意……因此就常常據理與他們爭論……他們也因此對我極端不滿。個別同志甚至……說我為宋先生說話，是有封建意識（意思是因為宋先生是孫中山總統的夫人）……”

中國共產黨當時仍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國際共運也是如此。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迫使所有參加國際的各國黨都接受這一觀點，即：革命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右派，而是來自激進的中間派。中國黨內的宗派主義者把這一條甚至用到堅定的國民黨左派身上，從而喪失掉許多可能建立統一戰線的極好機會，正如德國共產黨即使在面對希特勒上臺的威脅時也仍然拒絕同社會民主黨人（稱之為“社會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後；經歷過一些嚴重的失敗和災難，這樣的態度才改變過來。

宋慶齡是取道蘇聯，乘火車回國的。胡蘭畦的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次行程的一些情況。接待都是小規模的，不公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