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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公使館而不是大使館。中國當時在國際上被壓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蘇聯外，沒有一個外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同蘇聯的外交關係在1927年又被蔣介石中斷。
關於被他看作必要條件的“戰爭或革命”，他解釋道，他指的是帝國主義支援下的國民黨對蘇聯的戰爭。至於“革命”，他的看法可以從下面的一連串反問中知道：“……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起來造反？是不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得到足夠的時間來治好它的創傷？或者因為頹喪虛弱的共產黨已經有時間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經保證他什1同全國革命群眾的聯絡了嗎？罷工已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嗎？總罷工已把無產階級推向起義了嗎？……”
從這樣一些前提出發，托洛斯基論證中國農村群眾的奮起和中共（在他看來已經“頹喪”）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軍隊及根據地，是冒險主義的、註定要失敗的，且毫無革命意義。
（以上引文據《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載利昂·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顧》（本文）第226——230頁。）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國，宋慶齡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不像在蘇聯那樣，是一位國賓——這是鄧演達在柏林對章克著重交待的一點、她不期望從德國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顧，更不想同中國公使館①發生任何關係（不久蔣作賓被委任為公使，蔣在1927年12月曾與宋慶齡等人一起，為武漢臨時最高權力機構“臨時聯席會議”成員，後投向蔣介石）。她也避免會見到柏林來的國民黨高階政要。這些人出於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漢國民黨的前主席汪精衛，他在同蔣介石合流之後才幾個月就被後者一腳踢開了。另外一個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他也是從武漢投奔到蔣介石那裡去的，此刻還得蔣的歡心，但沒有維持多久。②
①注視著中國事務的美國大使舒爾曼報告了他們在柏林的居留以及——主要依靠文森特·希恩提供的訊息——她想避開他們的不安心情。舒爾曼1928年5月27日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說，“孫科昨抵柏林……他的繼母從她的隱居處消失了……可能己聽到了他來的訊息。”他還報告說，孫科“因從政而發財了，而孫夫人在這裡（柏林）的生活卻很節儉，甚至可以說清貧。”
②這個地址是民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羅蘭·費爾伯教授在研究中發現的。請參看第九章有關部分。
宋慶齡在等待的是那些還沒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這些人一起組成一個“革命核心小組”。
鄧演達告訴章克，“自從雷娜·普羅梅去世之後，一直沒有人幫助孫夫人處理日常事務。我要你來就是為此。你來了，我很高興。這也是為革命、為國家做工作。”
宋慶齡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號①，是租的房子。她對年輕的章克說，他應聽從鄧演達的指導，鄧過去在柏林住過、上過學，對這個城市比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幫助她之外，還能幫助鄧收集資料，以便研究中國的土地和農民問題——“我國革命的關鍵”。她又告訴他，會有更多的朋友從國內來到這裡。他們為了避開蔣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須繞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時，鄧演達曾同朱德（後任紅軍總司今）在一個革命研究小組，朱當時也在那裡留學。
②鄧演達著《新藝術的誕生》（1927年4月、5月）、《中國內戰和文化問題》
章克對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憶有助於瞭解宋慶齡當時在柏林的情況。
一般說來，他整個上午都在柏林大學的圖書館裡，尋找各國（特別是亞洲國家）農村方面的資料，供宋慶齡和鄧演達用，因為這些資料對中國可能有參考價值。
每天上午11點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幫助做家務。下午1點，他們到坎特街上的飲食店去吃一頓簡單的午餐，通常是德國人叫“格但克”的客飯，有點肉、土豆（或米飯）和蔬菜，每份1馬克。飯後散散步，同時買東西，然後來回住所，他到大學會上課（一個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德語課）。傍晚，他又到來住所去幫助做些文書工作，宋請他吃完晚飯再回宿舍。
宋慶齡幾乎每天都要同鄧演達在一起商談和工作一兩小時。除了政治方面的談話和研究外，她還請他幫助她提高中文寫作能力，因為她主要受的是外國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寫作有困難。為了給她找些範文，他到柏林中國留學生那裡去搜尋“五四”時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陳獨秀、李大釗和惲代英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