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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是難以抵制的。蔣則尋求同孫中山——他宣稱自己是孫的繼承人——建立某種親戚關係(即使是姻親),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種親屬關係。宋家有錢、有西方技術、有各種關係,包括外國和中國的基督教徒,他們的支援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將宣佈自己信奉基督教。關於此事,慶齡的評論是“如果他是一個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慶齡對於她同陳友仁關係的謠言的反應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陳思蘭的書中已詳述。但不妨附帶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非常天真的外國左派,居然也會為此而表示祝賀,例如比利時共產黨機關報《紅旗》在1927年10月五日顯著刊登了家和陳的照片,說明是:
“中國革命的兩位領袖……即將在莫斯科結婚。”
簡言之,蔣和他的政權都在拿宋慶齡作為橋樑,踩著她走向自己的目標,同時又試圖把她和她的事業從人們的心目中抹掉——這種情況使她惱怒和感到羞辱。但由於她看問題都是從原則、而不是從個人出發,所以所有這些個人的痛苦和衝擊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加強了她的公共活動。
回過頭來再談莫斯科當時的局勢。它影響著中國和在中山大學的中國人——猶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陽一樣。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是在1925年即孫中山逝世那一年建立的,由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聯合主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