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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卻大不相同了。國民政府的盛名已經一落千丈，與北方的半封建餘孽不相上下……國民黨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從前聽到國民黨部隊進軍的風聲就抱頭鼠竄的敵人，現在也輕視它了。”
“……這樣驚人的變化，原因是什麼呢？這可以從反動派在廣州、南京、上海、長沙以及最近在武漢的行動中我到答覆。農民、工人、共產黨人以及他們的領袖們曾辛苦工作，將國民黨的政權推進到長江一帶，可是現在他們被殘酷無情地、狂濫地殺害了；連那些曾經盡力幫助國民黨的蘇聯革命工作者，現在也全被逼走了……這是因為那些所謂國民黨的‘領袖們’……相信他們能夠違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依賴新軍國主義以完成革命的偉大事業。”
最後是她自己的保證：
“他們必然失敗……但是我們決不能讓他們的最後崩潰殃及孫中山留給我們的遺產。……我個人的路線是明確的……國民黨冒牌領袖們所領導的反動勢力危害了三大政策，因此，國民黨內部的革命的一翼——如果今天孫中山活著，他一定和他們站在一起——必須使蘇聯深深地相信……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於孫中山為指導與推進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
“因此，我要親自到莫斯科去說明這一點。”
同她發表宣告的做法——那是公開和俾眾周知的——成為對照，宋慶齡實際的旅行安排必須十分秘密。章克後來知道了經過情況，他回憶得起來的是：①
①宋慶齡著《為新中國奮鬥》，第8—11頁。
宋慶齡從武漢回到上海第三天，請雷娜·普羅梅到蘇聯總領事館去安排這次旅行——她自己、陳友仁和兩個女兒、曾任武漢政府外交部秘書長的吳之椿以及雷娜本人。雷娜被告知，眼下沒有船去海參崴，但8月間有條帶客房的貨輪，在此之前，她們這批想走的旅客只能靜候。用假名住在市區旅館裡的陳家父女三人要儘量少出門。
兩個多星期過去了。宋家的人不斷敦促慶齡不要說任何有利於已“被摧毀”的共產黨的話，特別是不要不客氣地反對蔣介石。她拒絕作出任何這樣的保證，準備出國。
汪精衛給她的信①是在“八一”南昌起義當天寫的，一開頭假惺惺地說，“聞夫人遽行，心至惶急，及讀宣言（當指宋之“七·一四”宣告），更為驚惕。夫人防止黨員右傾，用心良苦，不肖如銘（汪精衛名兆銘），能不服膺。”接著閉口不提他在兩週前下令“分共”、實為屠殺共產黨人的罪行，反誣“共產黨員必欲消滅國民黨”，“因銘等不能接受其改組中央、消滅國民革命軍之決議，已反顏相向……令賀龍兩師、葉挺一師襲據南昌，公然叛亂”，然後挑撥說，“度夫人聞之，亦必深責共產黨之反覆無信”。最後又說，“銘等責任所在，當先平此亂，然後引咎辭職，以聽黨之處分”。幾句話表現出他的反動和偽善面目。未慶齡對汪此信同對其他各種壓力一樣，用她的《赴莫斯科前的宣告》作了回答。
①章克自己不是同宋慶齡等人一起走的，但她們到莫斯科不久他就遇到了。他隨同鮑羅廷等蘇聯專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陳友仁的兩個兒子，還有另外一些人，乘汽車取道蒙古赴蘇。鄧演達也是走這條路去的，喬裝為蘇聯軍事顧問捷羅尼的中國廚子。
8月中旬，雷娜·普羅梅得悉蘇聯貨船已到並且知道了上船的辦法。在深夜裡，宋慶齡和雷娜悄悄地離開莫里哀路29號寓所，乘上預先停在路旁的一輛蘇聯總領事館汽車。清晨3點，她幾和陳氏父女、吳秘書長在黃浦江邊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乘上兩艘機動舢板，轉駁到蘇聯貨船上。貨船在拂曉時啟碇。
陳友仁大女兒思蘭的敘述略有不同①。她寫道，陳友仁先從漢口到上海，裝扮成一個日本人，因為他是被懸賞通緝的。兩個女兒不知道他已到上海，是在馬路上碰到的。她們年輕，不耐煩等待，又不小心，所以老出去參加聚會跳舞，很容易就“暴露”了。在一次舞會上，她們被上海的一個外國記者喬治·索科爾斯基認出來了，幸虧沒有產生不利的後果。這個索科爾斯基老想結交左派，但左派不信任他。（實際上當時他是美國總領事館的密探。以後，他成了美國的一個喜歡叫囂的右翼專欄作家。）
①汪精衛的信一直儲存下來，現陳列於上海宋慶齡故居。影印件載《宋慶齡偉大光榮的一生》畫冊，第32頁。
據思蘭回憶，她們姐妹上蘇聯船時，宋慶齡、她們的父親、雷娜和吳教授（秘書長）已在甲板上等她們了。一起上船的還有一個俄國人，她們在上海時認識他，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