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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但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好都在前方，只有博古和張聞天在總部。他們把訊息用電報告知毛和周。周恩來建議由中共派代表直接去南京，但同蔣介石和張學良建立統一戰線的聯絡工作應分開進行。
中共方面決定，同南京進行談判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統一戰線的中央政府和一支抗日的聯合軍隊。3月4日，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簽署了一封覆電，同意討論具體問題，交由董健吾帶回。還請他帶去蘇區的幾枚特製銀幣和布幣，作為禮物送給宋慶齡，一方面使她看到這些象徵中國革命（她長期獻身的事業）的實物而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可以證明董確確實實到達了目的地。①
①同年晚些時候，這位“王牧師”又擔任了埃德加·斯諾西北蘇區之行的嚮導，斯諾此行的結果就是寫出了《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這部名著。
這樣，宋慶齡在國共兩黨分裂十年之後幫助它們恢復面對面的接觸。在一個月之內，周恩來在寫給一位同中共接近的教授朋友的信中說，歡迎國民黨鐵道部次長曾養甫（當時由蔣介石、陳立夫交給他“打通共產黨的關係”的秘密任務）去陝北談判。
為什麼蔣介石在繼續十年反共內戰的同時要和中共進行秘密談判呢？答案在於——據這本著作所說——中日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使國民黨內各種力量有重新組合的趨勢。30年代初期，國民黨領導層中多數意見是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很少人想武裝抵抗。但到1935年，由於日本不斷對中國威脅並把魔掌一直伸到北平（北京）郊區，人們看到它的慾壑難填，因此潮流開始轉變。
1935年11月，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雖仍主張“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但也表示和平是有極限的，號召準備抵抗和犧牲。1936年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對華外交三原則（中國取消一切排日運動；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滿”共同防共），實際上是要把全中國都淪為日本的附庸。正如蔣介石自己在20年後所寫，“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這一嚴酷現實，加上人民要求愛國抗日的壓力，使國民黨不能不在國內對共產黨、在國外對蘇聯作出一些姿態。不管怎樣勉強，它必須考慮修復同兩者的聯合，聯俄聯共本來是孫中山認為國民黨和國家所必不可少的大計，但後來為蔣介石的國民黨所破壞。
因此，在進行“剿共”的同時，蔣開始放出試探氣球。1935年底，他派他的親信、極右分子陳立夫到歐洲去探查中蘇聯盟抵制日本的可能性。雖然他告誡陳進行正式談判還“為時過早”，但他進一步囑咐陳要在回國以後同蘇聯駐南京大使博戈莫洛夫保持聯絡。
蔣還密令駐莫斯科武官鄧文儀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接觸，探詢是否可能進行兩黨談判。王明的答覆是，因為兩黨中央的領導都在國內，談判應在國內舉行。1936年5月，潘漢年被派回國擔任聯絡工作。這位中共上海組織的資深黨員是在他的組織被國民黨破壞後到莫斯科的。①
①除潘漢年外，中共中央還派馮雪峰從陝北迴到上海去協助統一戰線工作（主要在文化界），馮是上海黨組織領導人之一，曾負責安排1934年秘密舉行的遠東反戰會議。
在中國國內，國共雙方還各自透過不同的中間媒介進行試探。上海中共地下組織還派出一個使節，直接到南京會會見國民黨鐵道部次長曾養甫。但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探詢，還不是談判。
潘漢年受權安排真正的談判。他帶了毛澤東在1936年“九·一八”五週年紀念日寫的一封親筆信給宋慶齡，毛希望來在這方面能發揮關鍵性的鋪路作用。①信的全文如下：
①此信及下文提到的信件均載《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1—62、66—69頁。
“武漢分別，忽近十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一九二七年後，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侮禍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諸負責人員，覺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於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作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