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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本省進步人士有來往，所以他跟隨張一起行動。
當蔣介石在他們手中時，張、楊要求蔣也加入抗日統一戰線，使之成為全國性的統一戰線。但蔣起初十分固執。如果不是共產黨派周恩來到西安，事情恐怕會變得對他十分不利。共產黨提出，蔣如同意實現國內和平、對日本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就釋放他。共產黨人是蔣介石一直在設法消滅的物件（對周恩來的腦袋也是懸了重賞的）而且現在蔣的生死操在他們手中，但他們卻作出了這樣的建議。這對全中國和全世界表明，共產黨人對民族命運的關切遠超過自身的恩怨。
蔣最後表示同意，隨即被釋放回南京。這一發展是由於他的妻子宋美齡和妻兄宋子文的合作。他們從南京飛到西安，同張、楊和周恩來進行了商談。他們在國民黨內部代表親西方的勢力，是反對親日派的。他們使蔣介石相信：南京的親日派政客正在策劃轟炸西安，其目的不止是為了延長內戰，也為了乘機置蔣於死地並把權力奪過去。①
①蔣介石的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同蔣夫人及宋子文一邊去西安。他向將證實了蔣夫人和她的哥哥對時局的這一看法。端納本人雖然反共，也強烈地持同一意見。見厄爾·艾伯特著：《中國的端納》（英文），第319頁。
宋慶齡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如何、為事變的和平解決起過什麼作用（如果起了作用的話），這是許多人曾提出過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只有一些不完整的答案（有的互為補充、有的則相互矛盾），要得出充分而確切的答案還有待於更深入的研究。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紅色中國隨記》一書中寫道，①透過“X”（據有力的推理，係指宋慶齡）這一渠道，原來考慮對蔣進行公審的中國共產黨得到了莫斯科的強烈意見，必須確保蔣的恢復自由，否則共產國際將開除中共——斯大林和蘇聯可能認為如不釋蔣，中國將發生大規模內戰，日本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①《紅色中國隨記》（英文）。
斯諾在他的《復始之旅》中說，在蘇聯嚴厲批評西安事變之後，孔祥熙曾請宋慶齡公開譴責西安的叛變並要求釋放蔣介石。宋慶齡告訴斯諾，她當時是這樣回答她的姊夫孔博士的；
“張學良做得對。要是我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這樣做。甚至還會走得更遠！”①
①《復始之旅》，第112頁。
中共同宋慶齡當時在上海的聯絡人回憶說，①西安事變後上海地下組織曾收到過中共中央發來的兩封電報，第一封說蔣介石將受到審判，次日收到的第二封則強調聯蔣抗日。
①李雲1986年7月10日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近年來在中國許多出版物上都有這樣一種說法：宋慶齡聽到蔣被扣訊息後急於同何香凝，同飛往西安，以尋求解決辦法，但因找不到飛機而未能成行。①
①何香凝的女兒、已故的廖夢醒在同本書作者的一次談話中否認她母親當時曾經考慮過作西安之行。她說，當時她同母親在一起，如果有這樣的事，她肯定會知道。
胡蘭畦在回憶錄中從另一個側面提供了線索。胡在1931年陪同宋慶齡從柏林回國後又回柏林，被納粹逮捕，經宋慶齡、魯迅等以中國民權保障大同盟名義，向德國駐滬領事館提出嚴正抗議，始脫離魔掌。1934年，她在為國民黨將領李濟深工作（李在廣西省很有勢力，主張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李派胡送一封親筆信給宋慶齡，促請來採取緊急行動，為了抗日團結使事件和平解決。宋慶齡看了信後說，“從這幾天發展的情況看來，還不至於釀成內戰。這個信我直接回李先生。”在給李濟深的覆信中，宋也表達了這個意思。李濟深還積極進行調解，親自出面向南京政府呼籲：“為了保護蔣委員長的安全，決不可轟炸西安”，又電西安的張學良，一定要保護蔣的安全，以達到一致抗戰。①
①《胡蘭畦回憶錄（1901—1936年）》，第312—313頁。李濟深在1927年曾鎮壓過共產黨領導的廣州公社起義。但在對日本的問題上，他採取了愛國主義的立場，從而使他走向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及戰後時期，他同左派合作，並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是參與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黨派之一，李濟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但當時同宋慶齡關係密切的馬克斯·格蘭尼奇卻回憶說，當西安事變的訊息傳來時，他和妻子格雷斯一起同宋慶齡乾杯，“不管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事情。”①確實，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並且是對宋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