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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廣州人民計程車氣高昂，當日軍在附近沿海登陸後，當地那些只會說漂亮話的國民黨軍政官員不戰而退。只隔了幾天，廣州就在10月21日滄於敵手（居民多數疏散去外地，他們不向敵人屈服、不同敵人合作）。接著，在10月25—27日，中國臨時首都武漢陷落。
（三）反對投降主義
在這危機時期，宋慶齡的言論顯示出，她對人民的信心是何等充足，而對上層的那些變節分子的警惕又是何等敏銳——這兩方面都是她從1924—1927年革命中所汲取的教訓。
變節分子確實在很高層浮現出來。其中之一就是汪精衛。他曾經作為著名的國民黨左派，擔任1926—1927年武漢政府的最高領導，不久叛變。此後，他在國民黨中的實際地位總是次於蔣介石，而他又因追隨孫中山的資格比蔣還老而自負。現在，在武漢失陷後，他居然無恥地投向日本人那邊去了。1938年12月18日，他潛離戰時首都重慶，經昆明，於12月23日抵達當時的法屬印度支那首府河內，旋即宣佈響應日本首相近衛對華誘降的宣告。1939年5月，他回到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加緊進行賣國活動。
早在10月底，當汪精衛發表投降主義言論時，宋慶齡就同何香凝、陳友仁等聯名加以譴責，要求政府清除主和分子，向全國明示繼續抗戰的決心，並立即貫徹執行《抗戰建國綱領》。
廣州、武漢相繼失陷之後，同日本的預期相反，戰爭沒有結束而是繼續進行，使侵略者感到驚惶。
這一事實宋慶齡在1939年7月紀念抗戰兩週年致美國友人的公開信①中加以熱烈讚揚。但她也警告說；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55—63頁。
“由於不能征服我們的戰士，它們（指日本帝國主義）現在陰謀利用如汪精衛之流的賣國賊來破壞我們的民族統一戰線。”
在公開的或隱蔽的失敗主義者之外，她還指出國民黨內的保守派是一種障礙，因為“這些人在執行……《抗戰建國綱領》時，言行不一致。”
這時，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使情況複雜化了。1939年9月，希特勒發動了歐洲大戰，作為主要敵國的英、法被動挨打，但並未認真還手。
為了在遠東安撫日本、避免兩面夾攻，英國人不惜犧牲中國，向日本作出讓步。這是宋慶齡早就敏銳地意識到的。他們果然一步步這樣做了。到1940年6月法國陷落，英國就於7月宣佈關閉滇緬公路——中國從西方得到供應的主要交通線。它們對日退讓到了頂點。
在這樣的形勢下，宋慶齡引述孫中山的思想，加倍強調中國必須保持內部團結和自力更生。在《真正實現中國的獨立》①一文中，她寫道：
①原載香港《大公報》1939年11月28日，《宋慶齡選集》第142—145頁。
“孫先生認定中國的民眾，假使沒有得到民主的權力，和經濟上的改善，則無力抵禦外來的侵略和帝國主義的壓迫……永遠不能建立一個新時代的國家……
“孫中山先生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曾告其信徒曰，我們為欲抵抗外來的侵略，惟有在社會上經濟上求強盛。間有對此點表示懷疑者，孫先生說，‘如對此點發生懷疑，不如不參加革命。’”
她回憶說，漢奸汪精衛很早以前就是因為忽視了依靠本國人民和資源的必要性，在革命道路上動搖。四分之一世紀之前，汪“竟奉袁世凱之命，與革命黨疏通，請停止革命工作，甚至謂，‘現在我們可以不談革命了，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向袁世凱拿得金錢，來集中建築鐵路和工作。’”這是對孫中山思想的極大歪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必須全部實施，中國才能有真正的獨立。
1940年3月12日，漢奸汪精衛宣佈日中“和平（實為中國投降）建議”；月底，他又宣佈（倒不如說日本透過汪的日宣佈）由他自任主席的“中華民國新政府”成立。
這使得更有必要建立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堅持抗戰。它必須包括兩個方面。在上層要團結蔣介石，使他信守諾言，因為他對於抗戰（他的對手汪精衛已拋棄抵抗）仍然消極動搖。在下層要實現民主化，使群眾的積極性得以發揮。
（四）三姐妹同赴重慶：為了團結抗日
這就是在1940年3月出現“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團聚”這一幕的政治氣候。這件事在後人的記述中常常被寫得過分私人化和情緒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