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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去的。現在覺得幼稚可笑的事,那時卻被奉為金科玉律,“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化”,在全黨推行。張國燾更起勁,“肅反”中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為重點物件,查祖宗三代,或關或殺或清洗。入川之初,他親自挑選了位抬過滑竿的年輕人,即熊國柄,發展成黨員,一下子當上了川陝省蘇維埃主席。人倒老實,但能力太差,形同虛設,實際上是秘書長黃超當家。所謂知識分子犯錯誤“罪加三分”,工農分子犯錯誤“罪減三分”,也是張國燾的發明創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左”到了那樣的程度,下面形成怕學文化、怕有知識的心理,難道不是必然的嗎? 。。
西征入川(13)
張國燾殺光了上過大學、留過洋的大知識分子後,又把目光盯住發過蒙的小知識分子和進過私塾的土知識分子。
秦基偉,只上過一年的私塾,但是也被列入了張國燾的黑名單。1934年夏天,他剛由總部警衛團團長調任二七四團團長不久,接到張國燾召見的通知。當時,秦基偉才20歲,在他眼裡,張國燾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國的事情懂一半,中國的事情全曉得。他是中央代表、西北軍委會主席,能與這樣的領導當面交談,真是太榮幸了。
本來秦基偉的心情是既緊張又興奮。見過張國燾後,馬上變得沮喪起來。張國燾坐在太師椅上,跟他東一句西一句地“扯野棉花”:
哪裡人?
哪一年參加紅軍的?
是誰介紹入黨的?
家裡有多少地?
一年打多少擔糧食?
對黨有什麼要求?
讀過幾年書?
能不能起草作戰計劃?
…………
沒談多大一會,張國燾就讓他歸隊。秦基偉心裡沒有底:一般首長找下級談話,多少都有點目的性,或是批評,或是表揚,或是瞭解情況,或是做思想工作。可這頓話談完後,秦基偉比沒談時還糊塗,摸不清張國燾究竟是啥意思。
更奇怪的事還在後面。談話過後的第二天,總部下達命令:撤銷秦基偉二七四團團長的職務,調到總部參謀處當普通參謀。
莫名其妙的談話,無緣無故地撤職,這個疑團一直困在秦基偉心中。幾十年後,當他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與老戰友聊起此事來,徐深吉中將突然把腦門一拍:“噢,你說的是那一次,我記起來了。那一次,你沒被砍掉腦袋算是天大的造化!”
徐深吉當年長期任紅四方面軍總部參謀,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事情起因是有一次秦基偉到參謀處領東西,打領條,字寫得龍飛鳳舞,被張國燾看見了。他說:“我看秦基偉能說會道,還能給參謀處寫領條,像個知識分子。”於是就有談話與撤職之舉。
秦基偉聽了,還是不明白:“我才讀了一年私塾,算什麼知識分子呀?退一步說,就算是知識分子,那該重用呀,怎麼反而撤職?”
徐深吉解釋道:“你那時在下面,不瞭解情況,我們在總部可是嚇得不輕。張國燾有個歪理:工農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倘是知識分子犯了錯誤就要加重三分。其實那時候知識分子與反革命差不多就是同義詞。”
像這樣的驚嚇,徐深吉也經歷過一次。有一回,張國燾跟幾個參謀閒聊,談到農民推磨的力學原理。徐深吉插了一句話,引用的是牛頓定律。張國燾的眼睛馬上瞪圓了,一字一頓地說:“啊,徐深吉,你了不起啊,你很有知識,大知識分子吶,居然知道牛頓。”徐深吉見他說自己是大知識分子,嚇得幾天幾夜睡不好覺,後來還是陳昌浩說情,才免遭厄運。
在張國燾眼裡,會打領條,知道牛頓,都是死罪,誰又敢學知識呢?
一定的文化知識,是提高幹部軍政素質、指揮才能、戰略戰術素養的基礎。由於紅四方面軍的幹部隊伍文化程度偏低,又存在著普遍輕視文化知識的傾向,這樣就給部隊發展建設造成了嚴重的障礙。部分指戰員只知服從命令聽指揮,但缺乏獨立的思考和警覺性,這些弱點為張國燾長時間矇騙和控制部隊提供了條件。
槍桿子是一切軍閥的命根子。有著濃郁軍閥思想的張國燾大搞黨內鬥爭、大“肅反”,其目的都是想建立一支聽命於他的張家軍。由於有徐向前等軍事首腦的存在,他還不能隨心所欲地差遣四方面軍,但是經過多年觀察培養,他擁有了一批盲目崇拜他的將領,其中黃超、李特、何畏等人最為得力。由於有張國燾、陳昌浩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