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富爭議人物的是是非非:張國燾的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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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韓亮臣指揮二一九團作掩護，許世友親率三十四團衝鋒。埡口上噴射出數千條火龍，將衝鋒的紅軍成排撂倒。一排倒下去又站起一排，就這樣一步一步往前挪。

埡口往下射擊，將山谷中的大樹、灌木、山藤悉數打斷，青石路壁佈滿彈孔；谷底往埡口射擊，將山上的樹木、工事打得碎屑進飛。至於雙方人員傷亡，更是觸目驚心。

戰後，交仗的雙方都不願提及漫川關。這場戰鬥過於慘烈，它違背了所有戰爭的規則。不計傷亡，不避生死，陣亡戰士的屍體填滿峽谷，流淌的鮮血太粘、太稠，瀝透了山道，不斷有人在衝鋒時滑倒。山上的敵人槍口打紅了，打軟了，不得不輪流停射冷卻。就是利用這一間隙，紅軍艱難地往前趲。

許世友後來這樣講述戰鬥的慘烈：“（戰鬥）從開始到結束，各級幹部不知更替了多少茬。一營營長最後是由營部一名姓陳的號兵同志頂替的。全營五六百人，戰鬥結束時只剩下八十多人。”

經過一夜反覆拼殺，終於奪取北山埡口，全軍透過了死亡峽谷。紅軍在這裡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韓亮臣同兩千餘名戰士一起長眠在這條幽深陡峭的峽谷之中。許世友和倖存下來的衝鋒隊員大都掛彩。

彷徨鎮前計彷徨，遊蕩之軍疑遊蕩。紅軍高階幹部中反對張國燾的暗流湧動，十幾個軍師級將領醞釀著派人向中央告狀。中央明令紅四方面軍停止向西流竄，否則將號召黨員起來“鬥爭”。在雙重壓力之下，張國燾在小河口會議上痛哭流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讓步。（略）

有人說，張國燾不懂軍事卻喜歡瞎指揮。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張國燾瞎指揮有一個特點，即在敗軍之際、危難之間，他甘於做些後勤保障工作，將難題交給前方將領去解決，但是一旦形勢好轉，特別是在大捷即將到來的轉折時期，他就會從後臺走到前臺，扮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角色。

1932年冬，紅四方面軍攀鳥道，履冰雪，翻過人跡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縣城，然後由張國燾率總部坐鎮後方，將全軍分三路展開，實施戰略攻擊，徐向前率紅十一、十二師西進巴中，陳昌浩、王樹聲率七十三師北取南江，王宏坤率紅十師東掠萬源。在一個月內，紅軍如疾風掃落葉，所戰皆捷，共殲敵3個團，擊潰8個團，佔據了通江、南江、巴中3座縣城及其周圍廣大地區，初步奠定了川陝蘇區的基礎。

西征入川（5）

將疲兵寡的紅四方面軍之所以能在川北雄起，一個重要原因是四川貧苦百姓在軍閥混戰、苛捐雜稅和鴉片煙毒的盤剝下已如待燃的乾薪，只要一點星火，就會燎原燃燒。連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也坦陳是*的四川軍閥幫助了紅軍：

（四川）政治的*登峰造極，軍官的蠻橫也是世所罕見。一方面要擴充軍隊以購買裝備，一方面要堆集財富，在此兩種慾望之下，便只有極盡剝削人民的能事，設立種種的苛捐雜稅，田賦一年徵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極平常的，於是人民生活力經營力低落了，農村開始崩潰，軍人還是安然地剝索，於是農民逃荒，土地荒蕪。這樣一個背景，便正是共產黨蔓延滋生的佳地。

除此之外，還有兩點也是紅軍能夠從容立足的原因。一是四川軍閥拒絕尾追紅四方面軍的胡宗南、劉茂恩等蔣介石嫡系部隊入川助剿，害怕請神容易送神難。他們放過了紅軍，派兵卡住蔣軍的去路。劉茂恩追擊到萬源後，被迫退了回去；胡宗南爬上了大巴山，卻不能入川。二是四川軍閥派別林立，劉湘、劉文輝、田頌堯、鄧錫侯、楊森、李家鈺、劉存厚、羅澤州各據一方，攻城掠地，混戰正酣，無暇顧及紅軍。據統計，從1921年到1934年，川軍內部爭鬥共達470次，平均每月混戰兩次。

以田頌堯為例。他以川北為大本營，擁有40多個團的雄厚兵力。當紅軍進軍通南巴的時候，他親率30個團進軍成都，幫助劉湘攻打劉文輝。盤踞宣漢、達縣的老牌軍閥劉存厚感覺不妙，勸田頌堯回兵剿赤。

田頌堯不以為然，回信寫道：“區區赤匪，何勞老師費心！”

劉存厚接信後，對身邊的幕僚說：“田冬瓜要改名了，可能叫田粉瓜更合適！”

1932年春，四川軍閥為爭奪成都而爆發的混戰暫告結束，蔣介石任命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為川陝“剿匪”督辦，集結38個團共計6萬餘人向已經在通南巴站穩腳跟的紅軍發動三路進攻。

為研究破敵之策，紅四方面軍在通江召開軍事會議。

通江是座小縣城，全城只有數百戶人家。這裡景色奇秀，一面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