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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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救國十人團”主要是想用這種方式來接觸和發動民眾，到了上海之後，才開始注意調查、研究工人問題。
也許是受這次談話的影響，沒過幾天，張國燾應邀加入了一個名叫“中華全國工業聯合會協會”的組織，擔任總幹事。
中華全國工業聯合會協會號稱有一萬多名會員，可是張國燾經過調查發現，所謂會員大多隻見諸名冊而已，而且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只是些在工廠裡的職員，該會的主要作用是用上海工界的名義發表通電，支援國民黨的各項政治主張。
張國燾很快對這個組織失去了興趣。他後來說：“我很熱心去了解這個組織，但愈瞭解得多，愈覺得整理工作無從下手，會中其他職員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我初期的熱心也逐漸減低下來了。我的職務名義雖仍保留在那裡，但事實上不常去辦公了。”
一頁風雲散後，校園恢復平靜，北大學生運動的領袖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周炳琳、汪敬熙到美國進修，時稱“五大臣出洋”，張國燾放棄留洋的機會，選擇留在國內（略）。
建黨元老（1）
在逃亡的騾車上，陳獨秀、李大釗相約建立中國共產黨。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大紅樓——亢慕義齋成立，最初的成員只有三位：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
1920年2月，中國政壇上悄悄地發生了“南陳北李、相約組黨”的重大事件。又是這兩顆飛速旋轉的巨星將張國燾吸收到組建共產黨的磁軌上來。
這年2 月8日，李大釗接到陳獨秀髮來的電報，稱他將於9日從武漢抵北京。李大釗請一位學生給陳獨秀的家人捎話。這位學生回來報告，箭桿衚衕陳寓周圍有大批便衣特務埋伏。據他打聽的訊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車站，準備以宣傳“過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陳獨秀。
李大釗把《新青年》的編輯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幾個進步學生找到家裡，商議了半天。
第二天，北京車站。陳獨秀剛一下車，就被一位學生模樣的年輕人截住。“陳先生，李先生要你跟我走。”陳獨秀跟著學生來到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釗等人早已等候在那裡。
李大釗說：“仲甫，看來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讓他們逮住了，恐怕就出不來了，得到外面避避風頭。”
“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到上海去。現在的問題是怎樣離開虎口？”陳獨秀有些犯難，大家一時也找不到好辦法。
“一涵，魯迅不是老笑話我不像教授像掌櫃嗎？”李大釗問。
“他還說，你這種長相的掌櫃，在南方找不到，但在北京的舊書店或箋紙店裡一抓一串。”這個笑話《新青年》編輯部誰都知道。
“既然我裝掌櫃不用化裝，就由我來送仲甫吧。”
第三天清晨，李大釗趕著一輛騾車，載著陳獨秀緩緩地駛出北京朝陽門。沿途，關卡重重，他們幾次被警察和偵緝隊的便衣攔住，總是李大釗出來應付。一副金絲眼鏡，兩抹八字須，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純正的京腔京韻，幾本厚厚的賬冊，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換的京城商人。陳獨秀的打扮也絕，純粹土財主的形象，暗花緞面背心油光發亮，一頂氈帽扣在頭上，遮住了半邊臉。他們稱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騙過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達天津，然後陳獨秀乘海輪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釗提議：“仲甫，在中國僅靠單槍匹馬難以幹成大事，我們要學俄國的樣子，建立中國的布林什維克！”
“好啊。我以前反對成立為一個階級服務的政黨，但Bolshevi*式的政黨是為全社會謀幸福的，我同意。”陳獨秀表示贊同。
兩人相約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同時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這廖廖幾句話，醞就了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偉大事變。這輛騾車的對話，被歷史學家形象稱之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2月中旬，許德珩來找張國燾：“特立，走，我們一起去給仲甫先生找住處。”
“陳先生到上海了？”張國燾驚訝地問道。
經過他們張羅，陳獨秀住進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2號。這裡是柏文蔚的公館。柏文蔚，民國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陳獨秀曾給他當過秘書長。這時，柏文蔚被委任為“鄂西靖國軍總司令”、“長江上游招討使”，攜眷上任去了，陳獨秀正好住進柏公館。
到上海後，陳獨秀頻繁約見各方人士，與李漢俊、沈玄廬以及當時信仰*主義的戴季陶商量籌建俄式政黨的事宜。他說：“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