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永珍通明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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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說個個人的觀點，也許就是因為中國經濟本身並不是某種僵化不能再改變的東西，它才保持著發展的動力，所謂的改革的紅利有時候說不定就是改革本身。

目前的孫瑜，按照他的認識，可以理解到這樣一點，zhèng　fǔ對於對於全國的經濟情況一定有一個整體的認識，這種認識不論是依靠官僚部門還是依靠科學經濟機構，又或者依靠市場調查，正確的認識是解決問題的前提，有時候足夠的經驗雖然不能夠徹底地解決問題，但是可以讓問題不變得更壞。

所以也許完全不存在某種終極的真理和終極的經濟學，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發展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整個國家實在是沒有必要實現一種整齊劃一的政策，完全可以因地制宜，甚至故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政策實驗效果。但是，就如同實驗室的理想條件不能達到的一樣，依靠官僚治理的國家有時候客觀條件也受到官僚的主觀意願的干涉。

這就是以前那些改革者大喊zhèng　fǔ放手，交給市場去管理的原因。因為官僚本身並不是客觀的物品和條件。

人是社會的動物，社會的動物就是政治的動物。

所以把我們的TG的黨史僅僅看作是路線鬥爭的歷史完全不對，但是如果又僅僅把它看作是政治…鬥爭的歷史也失之偏頗。（首　。　發）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著對於社會和世界全域性設計的目光，TG的黨員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哲學家，換句話說不是每個組織成員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很有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主義者、毛派或者託派，或者他們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沒有哲學思維迴路的。

官僚體制一方面將官僚當做是工具，作為整個體系的一環，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體以個體對整體的自我認知思想產生自我意識。王亞南同志的官僚主義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這種自我意識——官僚主義的實質表現來看，中國幾千年前和幾千年後在這方面完全沒有變化。

所以，即使是社會主義的皮，在舊的官僚主義的薰陶下，也會產生某種特質的變異，實際上建國十七年來的發生的種種事情已經逐漸顯現出下來了新社會向舊社會的復歸。即使工業化的浪cháo開始吞噬農業社會遺留的不宜的封建殘餘，但是舊傳統以新形式強烈地自我表現著。

陳安平對於這個感受最深。

他曾經抱著過於輕易的幻想，以為出生在後面，對於歷史清楚的自己在這個世界可以發揮自己最大的作用，結果現實給了他最嚴酷的教訓，以普通人的身份經歷了幾次殘酷的考驗之中，他就打消掉了一開始不切實際的幻想。當他自己也成為一個小山頭之後，他就不得不面臨嚴重的山頭爭奪戰了。

這不僅僅是TG特有，如果仔細體會歷史的話，可以看出來中國人的政權都是這樣過來的。就如眼下，太祖並不如同歷史課本上所寫的那樣具有絕對的權威和絕對的意志。如果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擴張是最殘酷的鬥爭，如果是國家控制資本的社會，對於國家統治權力的爭奪就是最殘酷的鬥爭。

每一次政治運動，每一次會議，都是一場殘酷的鬥爭。所謂的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奮進的大會這種口號有時候只是為了掩飾會議的殘酷，伴隨著當權者相互之間權力和擴張和收縮。

這種殘酷的鬥爭形式還沒有取得一個預設的溫和的潛規則底線，陳安平甚至覺得自己那位還活著住在秦城賓館中的兄長的命運還算是不錯了。

水樓期間幹出那樣荒唐離譜的大小諸侯們的動機是什麼呢？

權力的獲得、分配和繼承是和生產、分配、再生產同樣重要的社會關係。

1957年的運動可以這樣理解，那些在舊社會作為jīng英身份可以成為統治者的人在新社會對於自己被排斥在權力機構之外感到不滿，在太祖敏銳地意識到黨內官僚主義開始滋生，貪汙**開始出現，希望藉助外部mín　zhǔ監督的力量進行黨風整頓的時候，這些人藉機表達了自己不滿和**裸的奪取權力的yù望。就如同rì後孫瑜和陳安平所看到的，當大資產階級充分成長起來之後，他們就直接或者用代理人向權力控制資本的體制發洩不滿了。

1957年以後，黨內的競爭越發地激烈起來，孫瑜在聽陳安平講訴的時候簡直不敢相信，老革命同志們之間不是充滿了濃濃的基情嗎？他們不都是忍辱負重，相忍為國的人嗎？結果在權力面前，也表現得和普通官僚無異嗎？

孫瑜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