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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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電影則是剛剛起步。第一部故事片，長春製片廠的《橋》，我們在中央團校就讀期間已經看過了，此後的；《中華女兒》《趙一曼》都堪稱黨課教材，崇高英勇，拋頭顱，灑熱血，名存千秋。

我也組織指導區裡的一些中學生的1951年新年聯歡，我努力讓他們做得最美最好，充分體現解放了的新中國的無限美麗。我為自己設計了1951一年的新年到來的情景，不是像蘇聯影片那樣倒計時等待1952年的鐘聲敲響，而是在“檢查”了幾個中學的新年活動之後，恰恰在午夜前後騎著腳踏車走在路上，我從16歲走到了17歲，從1951年走到了1952年，我是行進著迎接新的時間新的前景的，我是多麼幸福！

在這段時間恰好出版了卓婭的母親柳·科斯莫季緬揚斯卡婭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舒拉是卓婭的弟弟，坦克兵，在二戰中英勇犧牲。母親曾經參加世界和平大會，她講道：“你們能夠贏得和平，因為世界上有蘇聯！”我愛這句話勝過了一切詩句，我甚至能夠想像偉大的母親講話的聲音，慈祥而又滄涼，堅毅而又從容，她白髮蒼蒼，她代表人類和上蒼，中國人有權利也有義務表達對她的愛。我曾經為她們而感動，我的青春與這些人在一起，這是我永遠的驕傲。

還必須提到“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吳運鐸的著作《把一切獻給黨》，他為了革命的軍工事業，致重傷至殘，但是他仍然堅持著為革命做奉獻。革命者的精神韌力，發人深省，可泣可歌。

十一、終於離異（1）

我必須補敘一下我的父母的事情。在成為地下黨聯絡的一個“進步關係”之後，更不要說在入黨之後，有一個萬能的解釋使我無往而不通透。那就是，人們的一切苦惱，一切不幸來自萬惡的舊社會的制度。不論是貧窮、壓迫、仇恨、欺騙、叛賣、悲苦、惡習、傳染病、迷信、愚昧……都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而在革命勝利之後，在建立了嶄新的平等、公有、翻身、解放的新社會以後，各種死結都能解開，各種忿憤都能釋放……

在1950年斯大林七十壽辰的時候，我讀到過一篇寫斯大林的文章，說是斯大林擦乾了人們眼角的淚水。這太讓人感動了，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領導人，把千千萬萬個愁苦人的眼淚擦乾了，世世代代苦難嚐遍的勞苦人民，終於破涕為笑，舒展了皺紋，舒放開嘴角，這樣的情景令人何等地感慨！

我一度認為父與母的生活也將揭開嶄新的一頁。一解放，身為華北大學四部研究員的父親穿著灰色幹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親不久也成了區各界代表會議的代表，我還以為從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當我知道父親去了這麼多年解放區卻並不是共產黨員的時候，當我知道父親在華北大學沒有多少事可做，後來應聘到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書，而且他的課反映並不怎麼樣的時候，我失望了。母親在全國婦聯幼兒園的工作也沒有能堅持下去，很簡單，那裡太辛苦了。而等到我從中央團校畢業以後，父親又把他的離婚的問題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親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從一解放起，差不多，總是父親來找我，來訴苦，來出題目，來講他的苦衷，講他這一生有多少潛力被壓制著，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資質（這是他愛講的一個詞）是怎樣地被忽視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種狀況有時候讓我痛苦、無奈直到憤慨。為什麼我從十來歲就要背起自己這一代人、下一代人而且還有上一代人的種種重擔！

從理論上我認定，父親與母親離婚有可能為他們創造新的可能，離婚有可能成為一種文明，我來操辦。我曾與全國婦聯幼兒園的楊園長講座過母親的離婚問題，楊園長提出兩點，第一，根據她與母親的談話，她認為母親對父親不無感情。第二，母親的年齡正在臨界點上，她再老一點就會全心全力地只顧孩子，再年輕一點，她會優先考慮丈夫。現在，她處於兩難時間段。我從她的分析中得洋到什麼幫助。

母親提出每月50元的贍養費用，我說服父親一口答應，當時父親的月薪只有70多元，但是我採取了手段，第一，我答應每月給母親送去50元后，再想辦法要出錢來轉手給父親，至少退“稅”20元，就是說父親應該負擔30元左右的費用給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們生活自立為止。第二，我明白，他們二人訂的協議並無法律效力，先辦了離婚，給父親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