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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為能參加這樣的高階別會議而自得。我感覺到風浪來了，考驗來了。我積極有加地參加過解放後的各項民主改革運動，反封建，反把頭，反會道門，三反五反，私營工商業改造……從反胡風我就有點沒想到，嚇了一跳之感。我知道我已經算不上積極分子了。我跟不上，從心眼裡不喜歡這樣的運動，只盼望著這樣的運動早日結束。這次的反右更是既激動人心又肝膽震顫，怎麼大鳴大放的結果變成了這樣？我覺得不舒服，彆扭，生硬。我叮囑自己，可不敢大意，可得好好學習學習啦，同時一切要聽領導的，想不通也少說話，又沒有你的事。至少，有這樣的特殊重要會議要參加，我可以免去許多天在東直門與酒仙橋的兩頭等上公共汽車之苦。
我感到愧悔的是，我主動向作協領導郭小川同志反映了馮雪峰老師與我的唯一的一次個別接觸中談及文藝問題的一些說法，他說蘇聯是大國沙文主義，教條主義，說蕭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是篇普普通通之作，卻被吹了一個不亦樂乎。我還在大會上發了一次言，表示了批評丁玲馮雪峰之意，也表示好好學習提高認識。這不是一個光榮的記錄，用現在的語言，人們會，人們可以，我自己也應該狠狠地責備自己。我應該懺悔。對不起馮雪峰老師，他在家裡接待我，是對我的器重與照拂，我卻從裡頭找出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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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起大落（3）
我從小受到的一個教育就是，什麼事都要向黨彙報，向黨坦白，然後，怎麼都有救。
應該說，開頭，甚至此後，文藝界的領導對我印象比較不錯。但我知道，工廠方面對我不會那麼感興趣，我的文藝活動太多了，常不在廠，不在團委辦公室，完全一個特殊人物。團幹部間也流傳著一些說法。
車間裡的幾個工人文學青年，在一個週末請了蕭也牧來廠與工廠的文學社團成員見面。廠黨委的宣傳部領導立即說，蕭是受過批判的，對黨是不滿的，怎麼能請這樣的人來廠？我聽了很尷尬，很不好受，我沒法做出反應。因為受過批判一定對黨不滿，因為對黨不滿，應該予以批判，這樣的嚴絲合縫的邏輯令我無言。
這裡有一個小的因素，我不能說成敗僅僅決定於細節，但我敢說非主要矛盾也能起意想不到的大作用。我的新婚住房在西四北小絨線衚衕，我的工作地點在酒仙橋，公共汽車走一趟談何容易？上下班時間汽車站排隊等車的場面人山人海，一個小時過去了，你仍然上不去車。我試過幾次騎腳踏車上班，太累。東直門一帶道路常翻漿，動輒修路。有時晚上廠裡還有會，我是能躲就躲。瑞芳假期從太原回來，只呆那麼幾周或幾天，遇有市區開文藝會，而且確有重要內容，我可以晚點離家早點歸家，我很快樂，但是廠裡的同志怎麼樣反映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實仍然重視在工廠的經驗。欣欣向榮的新興廠區與福利區（現稱生活區），一家一戶的單元房子作為單身集體宿舍，用得不倫不類。大部分人還不習慣用抽水馬桶坐便，許多青工蹲在馬桶蓋上大小便。動力、機修、衝壓、表面處理、裝配……車間的分工，車、銑、鉗、鏜、刨……的工種，我在衝壓四間參加過勞動。廣東青工用電爐子在集體宿舍做飯的方法，與蘇聯專家打交道的經驗，青年監督崗與青年突擊隊的工作，都是迷人的。我曾經想過寫一篇反映工人生活的新作，但是願望與認識，以及創作的感動，更不要說創作的完成，這些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儘管如此，進入21世紀，我在中篇小說《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中還是運用了不少在酒仙橋有線電廠工作的經驗。
我生活在一個路口，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我確實覺得，自己有些不對頭，某些事情將要發生了。
二十一、《冬雨》與《尹薇薇》（1）
也不能說這一段我完全喪失了文學的“靈感”。1956年秋末冬初，我發表了短篇小說《冬雨》，1957年初春，我寫下了，《尹薇薇》。
《冬雨》取材於我的一次真實的經歷。初冬，陰雨漸漸變成了霰粒，低氣壓，壞天氣。我的小說的開頭的第一句話是“今年的天氣真見鬼”。公共汽車，擁擠的人群，不文明的推搡與碰撞，低鬱的心情。近似“多麼野蠻的生活呀……”的契訶夫式怨尤——當然沒有出現同樣的句子。這時有姐弟倆在車窗玻璃的霧氣上畫指畫，畫得很好，使粗鄙的乘客們出現了笑容，出現了一點美好的光輝。
這裡有契訶夫，而且有泰戈爾：把兒童看作天使，把童真童心視為良藥，追求一種純淨、快樂、如嬰兒赤子式的返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