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

第1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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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系統的副食生產開闢了新點，位於南苑西紅門大隊三樂莊。離城市是更近了，環境是更單純了，對於我來說已經沒有太多“深入生活”的意味了，但是到了三樂莊以後休假能夠方便一些；說好了兩週就可休一次。於是1960年移師三樂莊，糧食定量從每月45斤一傢伙降到32斤。

二十六、從一擔石溝到三樂莊（2）

一位原團市委統戰部長，因被認為統而不戰，定性右派，他到了三樂莊後寫決心書，內有一句：“為改善機關同志的副食供應而奮鬥。”我勸告他刪去了此語。

32斤的定量讓人慌了神。找竅門找到了酒上，聽說酒也產生熱量，便想辦法到大興購買烏七八糟的色（讀shai）酒。為此我受到了批評。有一位原來風度翩翩，出身高貴的人，被發現偷吃辣椒，班長躍躍欲試，準備藉此大抓批鬥，被制止。而且團市委第一把手，農民出身的張進霖書記親自來看望在三樂莊勞動的另冊人士，噓寒問暖，極盡安撫之能事，號召多休息，度過難關，直到表態：“你們夜間把尿桶乾脆放入房間，這個措施是正確的。”

來三樂莊後人員少了，副班長原屬於北京日報社，他們到別處去了，原七班的人也另有高就。人們尤其是班長，似乎有點失落。他本想再抓幾場鬥爭，沒有搞起來。一次抓住了那位原團市委的統戰部長，在氣勢洶洶之時，此公“擅自”回京了，人們等待著他的“下場”，傳來的卻是另外的訊息，此公找了團市委第一把手，領導同志打招呼不要沒事找事地七鬥八斗了。從此班長的黃金時代宣告結束。我們也有一種即將掀開新的一頁的感覺。

從桑峪到一擔石溝再到三樂莊，這也是一個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過程，與世界萬事萬物一樣。一次比一次離北京更近，一次比一次人數更少，一次比一次更有務實的目的，一次比一次更帶有熬時間的應付性質。生產副食，就是生產副食罷了，不必再鬧個雞飛狗跳。這裡是平原，地勢開闊，視線遼遠，到處是望不到頭的青紗帳，到處是糧食作物，與一片梯田的觀感乃至氣味都大不相同。只是三樂莊這邊地勢低窪，一片鹽鹼，弄不好顆粒無收，才被公社基本放棄。我們學會了次生鹽鹼化一詞，整天掛在嘴上，找了農學書籍，但仍沒有辦法。

估計這裡離市區也就20公里，一次深夜宣佈次日休假，我乃騎上一輛破腳踏車返家。夜深人靜，玉米葉子嘩嘩地響，路途全靠星光辯認，有的時候星光不見，全憑感覺。夜路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了永定門。我驚異於人的適應性人的克服困難的能力，還有人的勇氣與地位的反比。

由於離市區近，我們離領導也近多了。團市委有一位同志多次與我們座談，內容一是鼓勵改造，一是反修，大家爭先恐後地罵赫魯曉夫，這麼一罵，似乎找到了“自己人”的感受，縮小了與革命人民的距離。遇到這種時候，當然就要得罪了，修正主義者們！

1961年5月1日，依例休假，但嚴令不可以回北京，我們當然懂其中的考慮。我在宿舍內正在看一本書，忽聽到熟悉的聲音。是瑞芳，她穿著一身乾淨的衣服，穿著我們結婚時我給買的翻皮正皮兩樣相拼的半高跟鞋，精神奕奕、儀態從容地帶著一盒點心來到三樂莊。我不知道她是怎麼找來的。她的到來使我激動流淚而又神經緊張。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她怎麼不告訴我就來到了這裡！這裡哪裡是她來的地方！我與她出來並告訴她不可對這批右派太熱情。我的怯懦使我至今臉紅。

說什麼好呢？一位和我關係很好，應該算是“難友”的人，分享了芳帶來的小點心，同時背後說：“王某的愛人是資產階級。”還好，沒有把她“五·一”來訪的事提到批評會上。

至少有五件事，我可以將芳與俄羅斯歷史上的十二月黨人的妻子相提並論。那位俄羅斯女子曾到西伯利亞與自己的丈夫匯合，見到丈夫先吻他的鐐銬。第一，她不受侮辱，寧可決裂吃虧。第二，他同坐火車送我去桑峪一直送到雁翅。第三，她曾陪我在1959年的春節去過一趟桑峪給農民拜年。為此她甚至受到親人的指責，認為她太與右派界限毫無，她不惜與一切對我不好的親人決裂。第四，她此年“五·一”節穿著半高跟鞋找到了南苑。許多看過她的書的人看到這裡都說她太偉大了。第五，後面要寫到的，1963年我決定要去新疆，我與她通電話，她三分鐘不到就同意了。此後不但去了烏魯木齊，還去了伊犁，去了公社和巴產岱大隊。

在楊述同志再次關心與催促下，1961年秋，我算是摘掉了帽子，叫做“回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