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第一部:半生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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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特別喜歡放假，每年夏天，臨近假期，由於酷熱，缺覺，考試，我都精疲力盡，憔悴不堪。一放暑假，先睡個好午覺，再趕上一場透雨，再逛逛北海公園與平則（阜成）門外，聽蟬嘶，聽水聲，聽鳥叫，再讀讀我喜歡讀的小說故事，我感到欣喜若狂，我喜歡自己支配自己的時間，我喜歡休假——目的不在於嬉戲而在於讀書。每年暑假開始的時候我都制定出令人狂喜，催人奮進的暑期生活與學習計劃同，而且執行得差強人意。放完假，我當真覺得自己的知識有所長進，乃至身體也有所發育了。這種喜歡自主度日，但並不懶散放任，尤其絕對不是銷磨浪費時間的特點，可能至今儲存在我身上。

三、我要革命（1）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愛國心突然點燃。同學們個個興奮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級的級任鄭誼老師那裡去談論國家大事。鄭老師說到，抗日戰爭前，蔣提倡“新生活運動”，國家本來有望，但是日軍的侵略打斷了中國復興的程序，等等，我們義憤填膺。我愈想愈愛我們的國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淚下決心，為了中國，我寧願意獻出生命。順便說一下，鄭老師解放後曾經是全市著名的模範教師，1957年反右運動中，她也未能倖免。

也是這個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學的決定。我看了豐子愷的一幅漫畫：畫著三、四個孩子腿綁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無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狽不堪。我竟從此畫中得到了靈感，我認為我就是那個走得快的孩子，而學校的分班級授課的制度就是綁在孩子腿上的繩索。我拿過比我高一級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級課本，認定那些課程對我已經毫無新意。而且，早就有這樣的事了，低一年級的我幫助姐姐做高一年級的作業。只是現在說起來有點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來想報考離家很近的位於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時是男女分校。排到了報名視窗，人家要小學的畢業證書，並明言不收“同等學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會倫敦會為依託的“平民中學”（現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學後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後父親從青島回來了，暫時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裡帶來一位尊貴的客人，是文質彬彬的李新同志。當時，由國、共、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正在搞國、共的停戰。駐北京（平）的調處小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葉劍英將軍。李新同志似是在葉將軍身邊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們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導權。他先是針對我剛剛發生的與姐姐的口角給我講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道理，講得我啞口無言，五體投地，體會到一個全新的思考與做人的路子，也是一個天衣無縫，嚴密妥貼，戰無不勝的論證方式。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做聖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評，太偉大了。自我批評一開始也讓我感到有些丟面子，感到勉強，但是你逃脫不開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著他走，服氣之後——你無法不服氣的——想通了之後，其舒暢與光明無與倫比。

緊接著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學校之命準備參加全市的中學生講演比賽，比賽是第十一戰區政治部舉辦的，要求講時事政治的內容。父親先表示對此不感興趣，李新叔叔卻說一定要講，就講三民主義與（羅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現在根本沒有做到三民主義，也沒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記得我的講演中的一句話：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檢煤核的小朋友們，國父的民生主義做到了嗎？”

毋須客氣，這次比賽的初中組，我講得最好，連主持者在總結髮言時都提到王蒙的講話聲如銅鐘。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當然是主辦者的政治傾向。他們聞出了我的講話的味道。我也學到了在白區進行合法鬥爭的第一課。

順便說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參加講演比賽的是楊虎山，他在解放後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國駐利比亞的大使。

李新同志後來主要從事黨史研究與著述，是著名的黨史專家。作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個共產黨人，他的雄辯，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與表達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創造性、堅定性、完整性、系統性與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頂，撥雲見日，大放光明。

理論的力量在於與現實的聯絡。我滿懷熱情地迎接“國軍”“美軍”的到來，興奮完了發現人們仍然是一貧如洗。報紙上刊登的都是接收變“劫收”的貪官汙吏，窮人